在关于自杀行为的研究里，一直有个困扰很多专家的问题，就是“中国式自杀”，因为中国的自杀数据太奇怪了，它和西方国家的普遍调查数据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1.男女比例：西方国家的数据显示，自杀的男人比女人要多出两到三倍，而中国的自杀者则是女性比男性高出25%，而且自杀者多数是年轻女性。
2.与精神疾病的相关性：西方的数据显示，自杀者中90%以上都患有精神疾病，而在中国的自杀者中，仅有63%左右的人患有精神疾病，也就是说，有1/3以上的自杀者是没有精神疾病的，与疾病的相关性，明显比西方国家弱了许多。
3.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的。这一点也与西方数据有很明显的差异。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特异的“中国式自杀”？从中国农村走出的哈佛学者吴飞，针对这些疑问，做了一次关于“中国式自杀”的田野调查，实地走访案例达数百个，最终他的调查结果就浓缩在这本我刚刚读完的《浮生取义》中。
但是，读完此书，你会发现他调查的结果却不仅仅指向自杀，而是着力于探寻中国文化背后一套独特的“家庭政治”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统治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却不曾被清晰地总结和认知过，家庭中那些隐秘的权力游戏，使许多中国人耗尽了一生的力气与心血，受困受厄于此，却不曾有过多少反思和改变。
当然，家庭政治不只有中国才有，但与西方相比，中国人没什么超验信仰，中国人的价值大多是实实在在寄托在可见的今生之上的，对于终极、存在、信仰等概念没有西方社会的觉悟那么深刻。“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信奉的是“家天下”，很少有神法能够来约束人间的是非，家庭在中国的地位如此之重，以至人们普遍认为需要通过组建、经营家庭生活来证明生命的意义，通过经营家庭来体现自己为人的价值，来赢得社会身份和他人的尊重，在农村，这一点体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的家庭政治，无疑对女性的影响更大。男性大多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社会尊重和人格地位，而女性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家庭上，因此，中国女性对于家庭政治游戏就更为上心，更加无法承受在家庭权力中的失败，父权社会中的性别差异，是导致中国妇女容易自杀的根本原因。
相比之下，西方人活得更为自我，更为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在西方观念中，自杀常常是绝望和自我否定导致的，而绝望往往是抑郁等精神疾病的主要特征。吉登斯曾在《社会学》中提出过，西方人自杀的两个动机，一方面是出于耻感，即承认自己失败，另一方面是出于罪感，即把自杀来作为忏悔罪过的方式，二者都有很强的示弱和自我否定的成分。
而中国的自杀现象并不是普遍地与精神疾病相关，主要是因为它的动机不但不是示弱，不是自我否定，反而是以争取正义为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家庭的权力争夺中告诉对方，自己不是没理的，不是软弱的，所以才要以死相拼。
自杀不是一种自我放弃，而是一种反抗的手段，是为了成就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中国式自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正义”，因此，这本书的名字才叫作《浮生取义》。
那么，人们在家庭生活中最在意的“义”到底是什么？
吴飞把这个“义”理解为“道德资本”。家庭成员对权力资本的争夺，大多是围绕着获取“道德资本”的方式来进行的。道德资本的积累，是为了决定在一个家庭里，谁更应该受到尊重，谁说的话更管用。人们都希望自己有更大的发言权，或至少得到更多的尊重，权力游戏是就此展开的角逐。
于是，在家庭中的付出、容忍，都成为一种积累道德资本的方式，当自认为已经积累了足够的道德资本，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权力和尊重，没有使得家庭成员按照自己所期望的方式去对待自己时，就会被激发出深深的“委屈”，这种委屈就会导致争吵、赌气，如果仍然得不到满足，就有可能演变为“自杀”，民间将之总结为“一哭二闹三上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