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69年，山戎国君嘉父派使者孟乐到晋国来，通过晋国大夫魏绛送上珍贵的虎豹皮，希望和晋国媾和。但晋悼公说：“戎狄人没有亲情，又贪婪，还不如征伐他们。”魏绛说：“诸侯国刚表示服从，陈国新近才来讲和，他们都看着我国，我国有德就同我们和睦，否则他们会一起另择高枝。我国如果出兵攻打山戎，而楚国乘机征伐陈国，我国一定不能去救援陈国，这就是抛弃了陈国。这样，诸华国就会背叛我们。山戎，好像禽兽，出征山戎，好比打猎，获取了山戎，失去了诸华国，不能这样做吧？”
“诸华必叛”，“获戎失华”，这“华”，就是指的陈国等姬姓小国。
为什么姬姓小国称为“诸华”国呢？因为，西周国本来在现今的陕西，这地方古代称为“华”。不知道“华山”因“华”地而得名，还是“华”地因“华山”而得名，反正据《史记》记载，黄帝经常游历华山，舜五年巡视天下一次，“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庄子》说：“尧观乎华。”华山得名在上古，陕西一带称之为“华”，是由来已久的。
这就关系到“华夏”一词的来历。
“华夏”一词，在先秦文献中出现很少。前面提到的那些典籍中，我仅查到两例：
其一，《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这是周武王伐纣前祷告神灵文中的一句，译成现代白话，就是：“西方华地的、中原夏地的、南方蛮族的、北方貊族的诸侯，没有不率众来随从我的。”
其二，《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
这是蔡国大夫声子对楚国令尹子木说的一大篇话中的一句。这番话的中心意思是，晋国利用投奔过去的楚国大夫，打败了楚国。晋国就是在绕角之役中，听取了投奔来的楚臣析公的意见，打败了楚军，攻进了蔡国，俘获了沈国国君，打败了申、息联军，获得了申丽，所以说：“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
后面，声子还说了，晋国听取雍子的意见，在靡角之役中打败楚军，使“楚失东夷”。在鄢陵之役中，晋国听取苗贲皇的建议，大败楚军，使“楚失诸侯”。
从“楚失华夏”、“楚失东夷”、“楚失诸侯”等语来看，显见，“华夏”“东夷”“诸侯”是相对平列的概念。“楚失华夏”的“华夏”，是处于晋楚之间的姬姓“诸华”国与异姓“诸夏”国。
与“诸夏”“华夏”相对而言，“中国”这个词在先秦典籍、文献中出现频率可以说是高得多了。常常与“四夷”相对而言，如：“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根据前面分析过的“诸夏”、“诸华”、“华夏”、“诸侯”等概念，可以知道，广义的“中国”是包括“华夏”国（“诸夏”国、“诸华”国）、“诸侯”国在内的集合概念，狭义的“中国”仅指诸侯国。
归纳一下，孔子时代对“国家”的概念，最大的是“天下”；“天下”包括“中国”和“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天子和“中国”的君主是紧密的关系，与“四夷”是松散的关系。在“中国”里面，天子又与诸侯国君关系最紧密，诸华国君次之，诸夏国君又次之。诸侯国君中，天子其实最倚重侯国，公国多是荣誉性的，伯国比侯国次之。诸侯国与诸夏国是有明显区别，不容混淆的。广义的“中国”可以包括“诸夏”国，而绝不能以“诸夏”国代称“中国”。在当时，“华夏”也不是“中国”的代称。
所以，后来注家对“夷狄之有君”章的两种解释，放到孔子时代的语境中去，都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这一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这里的“诸夏”是实指夏代的诸邦国，其实就是指夏朝。这么说的理由，还因为“夷狄”一词，在先秦古籍中出现很少，除了《论语》中还出现了一次外（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仅有《礼记》中一句（素夷狄，行乎夷狄），《孟子》中一句（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而“戎狄”一词，出现频率就要高多了。仅《春秋左传》，就有出现十二次。孔子一生多处鲁、卫、陈国，要论现实，应该说“戎狄”。而当时的“戎狄”，没有出什么明君，东夷也没有出什么明君。说“夷狄之有君”，即使是假设，也不免是无的放矢。
但如果把这一章里的“夷狄”理解为夏朝末期的商族，那就讲得通了。商族，是现代人给的命名，孔子时代，一般称之为“殷人”，但这也要到商朝迁都于殷以后。据考证，商族起源地在现今东北赤峰市与辽西老哈河滦河发源的地区。因为从东北方来，故而有说商族是狄族之一支，有说商族是夷族之一支。因此，很可能在孔子时代，指称尚未建立商朝的商族为“夷狄”。“夷狄之有君”，就是指从东北来的商族出现了像汤那样的有道之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夏朝的诸侯国不该灭亡了吗？孔子说这话，是指明没有天然的文化优越的民族、国家，没有什么君命神授，一切事在人为，就是夷狄这样相对落后的民族，只要在有道之君的英明领导下，照样可以为天下主。
以上是从“诸夏”“夷狄”在孔子当时语境中的意义，来证明这一章的本意，不可能像后来注家解释的那样。使我对这一章旧注产生怀疑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最初的原因，是我读到的先秦典籍、文献，并没有鄙夷异族的观念；相反，尽管中华民族是文化聚族、中华国家是文化立国，但对异族的文化习俗却是充分地理解、尊重，并没有“与我为一”、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心态。孔子还认为，中国已经很久见不到圣人了，圣人可能在西方异族。
这段话见于《列子·仲尼》篇：
商太宰见孔子曰：“丘圣者欤？”孔子曰：“圣则丘何敢，然则丘博学多识者也。”商太宰曰：“三王圣者欤？”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圣则丘弗知。”曰：“五帝圣者欤？”孔子曰：“五帝善任仁义者，圣则丘弗知。”曰：“三皇圣者欤？”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时者，圣则丘弗知。”商太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商太宰嘿然心计曰：“孔丘欺我哉！”
商太宰会见孔子，说：“孔丘，你可以算圣人吗？”孔子说：“圣人，那孔丘怎么敢当？但是，也许可以这样说，孔丘我是个广泛教化、多知识的人。”商太宰问：“三王（夏禹、商汤、周武王）可算圣人吗？”孔子说：“三王是善于运用智力、具有大勇气的人，是否算得上圣人，孔丘我就不知道了。”商太宰又问：“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可以算圣人吗？”孔子曰：“五帝是善于运用仁义的人，是否算得上圣人，孔丘我就不知道了。”曰：“三皇（说法不一，依《庄子》取为燧人、伏羲、神农）可以算圣人吗？”孔子曰：“三皇是善于因循时势的人，是否算得上圣人，孔丘我就不知道了。”商太宰听到孔子认为三王、五帝、三皇都算不上圣人，吓了一大跳，问：“那么，谁才可以称为圣人？”孔子沉默，脸上表情很丰富，可见他内心激荡起伏，好一会儿，才说：“西方异族，那里有圣人，不治理而没有动乱，不发表意见而自有说服力，不实行教化而自能推行，像海洋、像飓风那样浩大，民众不能对它还有什么要求。孔丘我揣测他大概可以算是圣人，但不知道他真的是圣人，还是仍然算不上圣人。”商太宰在心中暗暗发笑，想：“孔丘这是在诳我！”
这段话未必真是孔子说的，也未必真的不是孔子说的，完全是虚构的。但即使是虚构出来借孔子之口说的，也说明，一，虚构者非常想依仗孔子的权威把这观点传播出去；二，把圣人寄托于“西方”，当时人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当时通行华高于夷的观念，或者孔子有明显的华高于夷的观念，这样的虚构就很容易被揭穿，起不到寓言的“藉外论之”的效果。
从《列子·汤问》中的一段故事，也可以知道，认为圣人在外邦、理想国在戎狄，在当时，并非绝无仅有的。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途，谬之一国。滨北海之北，不知距齐州几千万里， 其国名曰终北，不知际畔之所齐限。无风雨霜露，不生鸟兽、虫鱼、草木之类。 四方悉平，周以乔陟。当国之中有山，山名壶领，状若詹瓦（大瓶，可盛一石）甀。顶有口，状若员环，名曰滋穴。有水涌出，名曰神瀵，臭过兰椒，味过醪醴。一源分为四埒，注于山下，经营一国，亡不悉遍。土气和，亡札厉。人性婉而从，物不竞不争。柔心而弱骨，不骄不忌；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气温适，不织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数，有喜乐，亡衰老哀苦。其俗好声，相携而迭谣，终日不辍音。饥惓则饮神瀵，力志和平。过则醉，经旬乃醒。沐浴神瀵，肤色脂泽，香气经旬乃歇。周穆王北游过其国，三年忘归。既反周室，慕其国，忄敞然自失。不进酒肉，不召嫔御者，数月乃复。管仲勉齐桓公因游辽口，俱之其国。几克举，隰朋谏曰：“君舍齐国之广，人民之众，山川之观，殖物之阜，礼义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满朝。肆咤则徒卒百万，视撝则诸侯从命，亦奚羡于彼，而弃齐国之社稷，从戎夷之国乎？此仲父之耄，奈何从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国之不可知之也。齐国之富奚恋？隰朋之言奚顾？”
你看，大禹误入的终北国，比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不知要好多少倍，不知要大多少倍。如果都是想象的产物，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两个轴心时代的先秦与魏晋，人的想像力的差距又是何等之大。终北国在极北的地方，但“土气温适”，人们可以“不织不衣”。“无风雨霜露，不生鸟兽、虫鱼、草木之类”，人们仅靠饮用香醇甘美的“神瀵”，就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生活内容就是整天唱唱歌。无病无灾、无忧无虑，健康幸福地活到百岁。难怪周穆王乐而忘返，管仲怂恿齐桓公放弃大国君主的荣华富贵，一起到那里去安享晚年。隰朋的话，倒可以说是，“戎狄之有国，不如（及）中国之亡也”。但管仲说：“此固非朋之所及也”，隰朋这样的人，哪里认识得到有这样的理想国存在呢？孔子对管仲是有褒有贬，照孟子说起来，“仲尼之徒无道（导）桓（齐桓公）、文（晋文公）之事者”。连管仲都很不以为然的隰朋的观点，怎么能栽到孔子头上去呢？
以上都可以说是寓言、传说，关于孔子对“四夷”的态度，《左传昭公十七年》的一段记载，从史家看来，应更有说服力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