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孔子要正什么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章句甄读（1 / 3）

孔子要正什么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章句甄读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段语录出自《子路》篇，与“文质彬彬”条的意义相关。因为“名正言顺”典出于此，所以知名度一点也不亚与“文质彬彬”条。

这段话，现在通常的白话译文为：

子路说：“卫君等待老师去治理国政，老师打算先从哪儿入手呢？”

孔子说：“必须辨正名称！”

子路说：“有这个必要吗？老师绕得太远了！辨正它们干什么呢？”

孔子说：“你真卤莽啊！君子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就不发表意见。名称不辨正，说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事情就做不成；事情做不成，礼乐就得不到实施；礼乐得不到实施，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民众就无所适从。因此，君子定名的东西必定有理由可说，说了就必定能施行。君子对于自己的说话，是一点都不马虎的。”（金良年《论语译注》）

因为对关键词的理解不同，我的译解与之有根本的不同。

由于对这段话通常译解的质疑是由关键词“野”引发的，所以我们先来辨析“野哉，由也”这句话的意思。

按照通行的译解，这句话是孔子因为子路说他“迂”，就责备子路说：“你真粗野（客气地意译为‘卤莽’），由（‘由’是子路的名字）啊”，这句话是针对子路的话“子之迂也”而发的。从字面上看，孔子这么说，好像也是可能的。孔子曾经说过：“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贤哉，回也”与“野哉，由也”句式是一致的。但仔细分析，这样的译解还是很值得商榷的。

对子路为什么说孔子“迂”，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暂且不论，但此“迂”，只是“迂回”、“绕圈子”、“不直接”、或者“远水不救近火”的意思，这异议是针对“先”而言的，并不像现在说人“迂”，含有“迂腐”、不谙世事、戆头戆脑的意思，所以，子路这话谈不上顶撞，更不是严重的冒犯、贬损，孔子因此严词训斥，也显得太小气了。

这也不符合孔子的一贯作风。孔子对学生是很民主、很平等的，从来不摆老师的架子。子路和孔子年纪相近，脾气也直爽，提问题、发表意见常常很尖锐，但孔子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直接斥责他。相反，面对子路的批评，孔子还会赌神罚咒，譬如，《雍也》篇中记载：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说明他对子路的意见是很重视的。

就是对其他的学生，孔子已经很不满了，也不当面训斥。譬如，《阳货》篇中记载这样一段话：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这段话参照金良年《论语译注》，意思是：

宰我问：“守丧三年，时间太久了吧！君子三年不行礼，礼必定会荒废；三年不演乐，乐也必定会败坏。陈米已经吃完，新谷已经登场，不同的季节改换不同的引火木材，也已举行了改火礼，丧期可以结束了吧。”

孔子说：“吃着细糯的稻米，穿着锦绣的衣服，你心安吗？”

宰我说：“心安啊。”

“你心安，那就这样去做吧。君子在守丧期间，吃美味而不可口，听到音乐而不快活，如果不住在为守丧搭建的草棚里，而仍然呆在家里，心里就十分不安，所以就不这样去做。现在你觉得心安，就这样去做吧。”

宰我退出去以后，孔子说：“宰我不仁啊！子女出生三年，然后才脱离父母的怀抱。守丧三年，是天下通行的丧期，宰我也把三年的关爱还给他父母了吗？”

宰我，鲁国人，名予，字我。《先进》篇中说：“言语：宰我，子贡。”和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同列为言语（就是游说、答辩）方面的佼佼者。但除了这一条，《论语》中其他关于宰我的记载基本是负面的。

为人知道最多的是《公冶长》篇中记载：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这段话历来有个争议点，就是什么叫“昼寝”，为什么“宰我昼寝”要受到孔子这样严厉的批评，以至于孔子从此改变听人言的态度？

按字面理解，“昼寝”就是白天睡觉。白天睡觉，至多是偷懒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以使孔子这样大动肝火、大动干戈？所以，有注家提出“昼寝”是“画寝”之误，因为繁体字“晝”和“畫”只差短短一竖。“画寝”就是画睡觉，那就可能有点春宫画的意思了，怪不得孔子要动怒。

此说好像能说通，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说，今本《论语》根据的是战国时代形成的古本，那时，篆体字的“晝”与“畫”区别是很大的，就是隶书，从出土的睡虎地秦简看，区别也是很明显的，说写错的根据不足。

那么，“昼寝”是什么意思呢？

清人钱坫所著的《论语后录》里说：“古者君子不昼居于内，昼居于内，问其疾可也。”原来，古代府邸、住宅，分外堂、内室，外堂有两边厢，称作庙；内室无边厢，称作寝。男子除非有病，不在寝室里睡觉。昼寝，就意味着白天在內寝和女眷寻欢作乐，这是有违士行的。所以，孔子给予这样严厉的批评，并指出，像宰我这样的言行不一、言过其实，就像朽木和粪土之墙，不堪造就，对“士”来说，是个不容忽视的缺点。

但即使像宰我这样“不仁”、“不信”，孔子也没有当面严厉地批评他，让他下不了台。孔子怎么会因为子路说他提出的政策措施不直截了当，就立刻批评子路粗野呢？此其一。

其二，就算孔子是批评子路“野”，这个“野”也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粗鄙”、“粗野”、“卤莽”，更不是“野蛮”。

当时的作形容词的“野”，或者说，在孔子语汇里作形容词的“野”，是什么意思呢？

《礼记》里有明确的界定：

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语女礼，使女以礼周流无不遍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

什么叫“敬而不中礼”？我们再来看《礼记·表记》篇中的一段话：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

这段话在辨析“敬鬼神而远之”一文中引用过。因为夏代“事鬼敬神而远之”“亲而不尊”，造成夏代民风的弊病是“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什么是“乔而野”？“乔”，是指像树木的枝条向上竖立，可以意译为张扬，那么“野”，“敬而不中礼”，就可以理解为对尊长亲热过头、不够庄重，这是“亲而不尊”的理念的结果。“乔而野”，就是“张扬过头，庄重不够”。

难道孔子这里是批评子路“敬而不中礼”吗？明显搭不上。

而如果不把“野哉”理解为对子路说“子之迂也”的批评，而是对子路问“奚其正”的回答，上述的疑问就烟消云散了。

子路问：“奚其正？”什么是‘正’呢？以什么为‘正’呢？孔子回答说：“野哉！”野人（农民）的意愿啊。这不是很顺吗？

至于“由也”，可以是称呼子路的名字，以加重语气。但我认为更好的解释是，“由”就是作动词解，是“随顺”的意思。“野哉，由也”，民间的意愿啊，随顺他们。也可能“由”是一语双关，子路你名字不是叫“由”吗？那为什么不“由”“野”呢？

在说孔子批评子路“粗野”，于情理不通；说孔子回答子路的问题，以民间的意愿为“正”，于情理很通顺的情况下，有什么理由硬要坚持不通的译解，而拒绝通顺的解释呢？

但这样的解释，却引出了一个大问题，让我们看下去。

孔子接着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按照“野哉，由也”是批评子路的解释，这句话还是继续批评子路，被解释“君子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就不发表意见”。

把“阙如”解释为“不发表意见”，是比较勉强的。什么是“阙如”？就是像“阙”那样的。“阙”是“门观”，就是古代宫室、府邸大门外两旁的楼观，有点像庙宇的钟鼓楼。由于这两幢楼在大路两旁，不挡道，称为“阙”；由于可以登高望远，称为“观”。这里称“阙”，首先是虚位以待，好像在欢迎从大路上走来的宾客，也带有“观”的意思。这就是说，君子对他所不知道的事情，要抱虚心吸纳并加以考察的态度。与《老子》说的：“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是完全一致的。而“阙如”这种为政的态度，和把上文“野哉，由也”解释为“随顺民间的意愿”，又是衔接得相当紧密。这也是对“野”的新解的一个有力的佐证。

更有力的证据，或者说，也是决定“野”是不是能解释为“野人（民间）的意愿”的关键，在对下一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解释。因为，仅仅指出“野”不能理解为批评子路粗野，理由再充分，也不能成为把“野”解释为“民间意愿”的根据。旧说可能是错的，或者说，你批评旧说错误这的见解即使完全正确，你提出的新说却未必就对。新说要能成立，还要另外提出证据，并不是“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从本章来说，如果“名不正，则言不顺”按照旧说的理解，“野”的新说就与之衔接不上。“随顺民意”和“正名位”有什么关系？难道民意要求正名位吗？如果孔子是这个意思，那么，说严重点，就有强奸民意之嫌了。

所以，我们要仔细来辨析“名”这个关键词。

现在通行的对这个“名”的解释，是名位、名分。为什么这样解释，还有一段故事。孔子在五十五岁上辞去大司寇（军事长官），离开鲁国，周游列国，留住最多的国家是卫国。而且在那里虽然没有实际出任官职，却享受大夫的待遇，就是说，还是受到卫君相当的优待。孔子在卫国是几进几出，大致可分两个时期，卫灵公时期和卫出公时期。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本章对话是在卫出公时期，也就是鲁哀公六年，卫出公四年，公元前489年，孔子六十三岁时。卫出公是卫灵公的孙子，名辄。卫出公辄的父亲蒯聩，原来是卫国的太子，因为计划谋杀卫灵公的宠妃南子，事情败露，逃亡他国，卫灵公从此不认这个儿子。到公元前485年，卫灵公亡故，卫国国人就拥立辄为国君。而逃亡在外的蒯聩，则在晋国权臣，也是卫灵公的宿仇赵鞅（后来赵国国君的祖先）的帮助下，占据了卫国的戚城，意欲回来做国君，遭到了卫国国人的拒绝。所以，当时卫国的政局，出现了父子对峙的形势。而后来的注家，根据《史记》这段记载，推测孔子把“正名”放在头等大事的地位上，就是针对父子对峙这件事说的。这种见解，越到后来，越成为压倒性的见解。但对于孔子怎么“正名”，却又是众说纷纭。有说，孔子的意思是要辄正父子的名分，学伯夷、叔齐，主动让位给父亲蒯聩。有反驳这种意见。据考证，辄即位的时候，最多只有十岁，到孔子入卫，也不过十三四岁，是一个还不能独立自主的孩子。立辄为国君，是卫国国人的意思，也是南子的意思。当年，蒯聩就是因谋杀南子不成而出亡的，南子怎么会允许孙子辄把国君让给蒯瞆，让蒯聩回国来收拾自己。从历史记载来看，不说垂帘听政，南子在卫国的政治势力还是很大的。南子在世，蒯聩呆在戚城就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对峙了十四年，到南子亡故，蒯聩才敢谋复国，采取的也是阴谋政变的手段。复国一年多，他就被人杀了，又完全是咎由自取，可见蒯聩在卫国一点也没有民众的基础。孔子如果以正名分为理由，要辄让位给蒯聩，那真是迂腐透顶了。

而且，有关蒯聩的史料，主要是根据《春秋左传》。在《春秋左传》中，蒯聩可以说基本上是个反面人物，或者说是丑角。

关于蒯聩的第一条史料见于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的传文。那年，卫灵公为了夫人南子而召请宋国大夫朝到洮城见面。南子的娘家在宋国，因为有传说南子在娘家时与朝相好，所以，宋国人对这次会见颇多讥辞。蒯聩正好出使齐国，经过宋国的野地，听到讽刺这次会见的民谣：“既然已安顿好了你的母猪，何不归还我的老公猪”，觉得是奇辱大耻。他对家臣戏阳速说：“跟我去朝见南子，她见了我，我回身走后再转过头去看她，你就冲上去把她杀了。”戏阳速一口答应：“是。”于是去朝见南子。南子见过蒯聩，蒯聩回身走后，回头看了三次，戏阳速就是不冲上去。南子看出苗头不对，就哭着跑进宫去对卫灵公说：“蒯聩要杀我！”卫灵公牵着南子的手登上高坛，准备应付蒯聩发兵来攻打。这边蒯聩却立刻逃亡到宋国去了。卫灵公就把蒯聩的余党全部驱逐了。蒯聩对人说：“那是戏阳速害了我。”戏阳速对人说：“是太子害我。太子无道，指使我杀死他的母亲。我如果不答应，他就要加害于我；如果我杀了夫人，他又将把责任全推到我头上。正因为这样，我一口答应却不做，以此延缓我的死期。谚语说：‘民保于信’，我的信用是取义的。”戏阳速的话可能有点自我辩护、言过其实，但由此也可见蒯聩在家臣的心目中是何等的缺乏信义。譬如他设计的回头看然后人让家臣冲上去杀南子的暗号，就可以理解为给以后推托干系留下了伏笔。《左传》详细记录了事情的过程与蒯聩、戏阳速的两种说法，贬蒯聩的倾向性已十分明显。

第二条史料见于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传文。这年夏天，卫灵公死了。死前，他明确表示没有蒯聩这个儿子，准备传位给公子郢，公子郢不肯接受，由公子郢提议，传位给了蒯聩的儿子辄。与公子郢的谦让形成明显对照，蒯聩看到接位无望，就跑去投奔卫灵公的宿仇，晋国权臣赵鞅（赵简子），由赵鞅派兵先占领了卫国的戚城，然后让蒯聩戴上丧冠，再派八个人装扮成从卫国来迎接太子的报丧人，哭哭啼啼地入城居住，为他回国从自己儿子手上抢回君位做准备。但他的图谋遭到了卫国国人的抵制。

更出蒯聩洋相还在后面。这年八月，齐国给晋国权臣范氏输运粮食，请郑国派兵护送，赵鞅在戚城阻击。开战的那天，赵鞅让邮无恤驾战车，让蒯聩执长矛在右边当助手。战前，登上铁丘去观察敌方阵营，看到郑国的军队人很多，蒯聩吓得从车上掉了下来。驾车的邮无恤把供牵拉上车用的绳索递给他，很鄙视地说：“女人！”赵鞅发表战前动员，给大家鼓气。蒯聩在一旁祷告说：“曾孙蒯聩斗胆向太祖宗周文王、祖宗康叔、祖父襄公祷告：郑国国君帮助晋国的乱臣，使晋国君处境困难，不能治乱，派遣赵鞅讨伐乱臣。蒯聩我不敢贪图自己的安逸，执持长矛参加战斗。斗胆祈求祖宗在天之灵保佑，不要让我断筋，不要让我折骨，不要让我破相，以成大事，不要做出使三位祖先蒙受耻辱的事情来。如果是命中注定的，我就不敢请求改变，如果像佩玉这样的身外之物要受损失，我也不敢因为爱惜而请求保留。”传文所载的这段祷告，真是绝妙好辞，活画了一个胆小鬼的嘴脸。

在后来的战斗中，郑国的战将击伤了赵鞅的肩膀，赵鞅倒在车中，蒯聩挥动短戈，把赵鞅救了下来，但军中先锋的旗帜却被郑国将士抢去了。范氏的家臣公孙尨，感念赵鞅曾经的不杀之恩，在晚上带领五百人，偷袭郑国的兵营，夺回了先锋的旗帜。由公孙尨的帮助，赵鞅打败了郑国的军队。战斗胜利以后，赵鞅说：“我趴在弓囊上吐血，但鼓声不慢不轻，这次的功劳我最大。”蒯聩说：“我在车上救下了君主，又打退了敌人，在右边车将中，我功劳最大。”邮无恤看他们自吹自擂，听不下去，说：“我驾车，两根皮缰绳快断了，我能使它们不断，我是驾车的人中功劳最大的。”邮无恤说完，让战车载上一根短短的横木，再启动，两根皮缰绳一下子都断掉了，看得赵鞅和蒯聩瞠目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