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學而时习之”章句甄读（1 / 3）

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學而时习之”章句甄读

子曰：“學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段话，位于《论语》的第一篇第一章，可以说是老少皆知，是中国古文中知名度最高的语录之一，但能正确理解的人却寥若晨星。

说理解这么一段著名古文很难，这不是我提出来的。照现行通常的解释，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是：“学了能按时温习，不也很快乐吗？有共同见解的人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不为他人所理解而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这是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良年先生《论语译注》里的白话译文。金良年先生是做学问很严谨的专家，他的《论语译注》我认为是现行的比较可靠的通俗注译本。所以简缩后作为“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又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作为严谨的学者，他指出：“这一章的三句话，由于缺乏语境，很不容易确切解释。”按他酌定的译法，三个反问句各说了一层意思。第一句说“复习”的重要性，因为如果“学而不习之”，就谈不上什么“悦”了，“学”是前提，而话的重点却在“习”；第二句说“远交”的重要性，因为若“有朋从近处来”，就没啥可“乐”，“远”也是这句话的重点；第三句说调节情绪的重要性，因为假使“人不知而愠”了，就不“君子”了，“不愠”是这句话的重点。这三句各有侧重，意思并不连贯的话放在一起，又要表达怎样的统一的意思？这样一段似乎没有统一的意思，像随口议论、莫名其妙的话又怎么会放在一部《论语》的头条位置上呢？成为几千年来研究《论语》的学者颇感头痛的难题。不肯采取回避态度的学者，都想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对《论语》头条的解释，似乎变成了研究者有没有推陈出新的创见的第一块试金石。因为现在的注译，等于承认孔子是只会发表些哪怕是真知灼见的零星见解的睿智老人而已。南怀瑾先生说：“孔子因此便可以做圣人了，那我是不佩服的。”南先生在《论语别裁》中作了一番新解，而他的解释，还是不能使我“佩服”。

现在，来谈谈我的理解。

南先生认为第一句话的关键词是“时”与“习”，而“习”更重要；只要把“习”理解为“见习”、“体验”而非“复习”，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把“习”提高到相当于今人所说“实践”的高度，那是南先生的发挥。熟悉先秦古文的应该知道，“习”在当时一般只有复习而熟知义，“见习”，就是按照所见的操练。“见习”与“实践”是不同的，“习”只是重复老师所教，只求学到、学像；而“实践”则不仅是重复老师说教，而且主要是按照学到的理论、原则去做，具体怎么做要自己去发明，实践还有检验学到的理论的任务，还可能修正学到的理论或原来对理论的理解。表示“实践”，与“学”相对而言的，先秦时另有一词“行”，或用“道”，“习”恐怕到南先生发现其价值前，从未担负过“实践”、“体验”之重任。

所以，第一句的关键词不在“习”而在“学”。按《说文解字》，“学”有“学习”与“教育”相反的两个义项。繁体“學”，是个会意字，就是用几幅代表某种意思的图画凑在一起表示一个意思。上部中间的“爻”代表知识（“爻”指《周易》中“爻”辞，《易》学为当时非常重要的学问），上部外部是个“臼”字，代表膝盖，膝下有子，膝上有《易》书，会意父亲把《易》学之类的知识教授给儿子，或儿子在父亲的膝下学知识。《老子》中，据我考证，所有的“学”都作“教育”解，而《论语》中，也有许多“学”字应该作“教育”解。这在以后再说。这个意义的“学”，后来加上“攴”字旁（反文旁的字也在这部首中），写成“斅”或“敩”，读如“效”。虽然《现代汉语词典》中还有这个字，但到《孟子》、《庄子》、《荀子》成书年代，“学”就主要是“学习”义了，因此，以后的学者就难以想到《老子》、《论语》里的“学”会有“教育”的义项。中国的语言文字，总的来说是一脉相承，文脉不断，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没有断裂，古代文献今人有办法读懂，但是，每个时代的语言、词义、语法实际还是有差别的。我们今天用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差别比较明显，我们的差别意识也比较明显；而两汉的文言文与先秦的文言文实际也有差别，以后隋唐、宋元、明清的文言文与以前的文言文更有差别，但因为所用都是文言文，语法差别不大，词义差别也是渐变的，所以差别意识不强，反映在古文注释方面（古代叫“训诂”），就是往往望文生义而不自知，在“学”的解释上就典型的反映了这一点。所以要还《论语》的本意，就是要回到《论语》写作时代的语境。

回到当时的语境有没有可能呢？当时的文献资料虽然少，但还是有，只要花功夫考证，有些问题还是可以得到澄清的。譬如，我说这句中的“学”，与《老子》中所有的“学”都是“教”，那么，《老子》、《论语》中不是也有“教”字，这又作何解释？我通过考证知道，“学”作“教”解时指的是“身教”，而“教”则指“言教”。先秦时有本主要记载战国策士言行的书《国语》，在《晋语九》那一篇中就有话说：“顺德以學子，择言以教子，择师保以相子。”这句话是晋国大夫郵无正对权臣赵简子说的，意思是，您父亲赵景子“遵照德行来教育您，选择一些观点、理论、知识来教授给您，选择师傅来辅助您”。从这句话可以明显看到，“學（敩）子”的是“德”，“教子”的是“言”（观点、知识）。老、孔时代，身教重于言教，“礼、乐、射、御”都非身教不可，只有“书、数”可言教，故泛指教育，也用“学”。不像到《孟子》时代用“教”来泛指教育，也许反映了其时已言教重于身教的现实。

从上面例句还可以看到，“學（敩）”又从具体的知识、技艺教育引申为“教化”，“教化”是西周以来政治的重要手段，《老子》里的“學（敩）”都是指的教化，《论语》里许多“學”，如“好學”、“博學”、“志于學”，其实也都是指的教化。这一点对理解《论语》本意相当重要，以后再详细论述。这里，先按照把“學（敩）”理解成“教育”，来白话意译这句话：“在教别人的同时，又能经常复习学过的东西，这不是很开心吗？”

别的工作，只有体力、智力、精力的付出，只有在得到物质回报时才可能有一份快乐，唯有教师这工作，教别人是他的付出，而付出的同时就有收获，再加上物质回报，这不是比从事别的职业的人有加倍的快乐吗？这是孔子对他的弟子们说的，他用发现教师职业特有的加倍的乐趣，来诱导学生们热爱这一份职业。

第一句话说了民办学校教师精神上的乐趣，第二句话接着说民办学校教师物质上的乐趣。第二句的关键词在“朋”。这“朋”从来解释为“朋友”，其实是错的。《论语》中除这一处外，如果指“朋友”，或者单称“友”，或者就是“朋友”连称，再没有单称“朋”而指“朋友”的。而且，“朋”如果指朋友，指的是密友，“同门为朋，同志为友”，为什么“朋”是指密友呢？因为“朋”还是古代的基层行政单位，“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二十四户人家组成一个朋，若按现在的“家”的概念来比拟，比现在农村里的自然村、过去人民公社年代的生产小队还要小，相当于一梯四户的六层旧公房的一个楼组，你说关系能不亲密吗？当然，上古时代的“家”指的是几世同堂的大家庭，乃至指一个家族，比现在的“家”要大得多，但即使这样，“朋”还是近邻密友，怎么会“自远方来”呢？即使有密友长期出外，现在回来了，那确实是相当高兴的，但孔子为什么要特地到这儿来提呢？按照以前的解释，刚说了学习以后经常温习是很快乐的事，马上接着说，关系亲密的老朋友从远方回来（按照古文的习惯用语，如果这里真的是指从远方回来，应该说“自远方归”，而不是“自远方来”），也是很值得高兴的事，这样说话，不是太意识流了吗？所以，我们应该要找一找“朋”是否还有其他的意思。一找，我觉得这千古疑团就豁然开朗了。当初写《还吾庄子》，第一次、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对轻易能解决类似的难题、疑点简直不敢相信，为什么那些大家、权威宁可曲里拐弯去解释、猜测，就不去找一找呢？后来这种情况遇见多了，我也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因而知道我们注释传统经典问题多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循守旧加想当然，同时缺乏逻辑思辨能力，自己解不通，硬说古人就是这么说话不讲逻辑，或者前后矛盾。这里的“朋”，其实应该取字本义，当初造“朋”字，就是用连在一起的两串贝壳来象形，甲骨文中写作，所以“朋”就是古代的钱币。这句话的意思是：“有持币从远方而来拜师的，不很令人快乐吗？”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有人引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表达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的欣喜心情，是不是错了呢？是不是要对他“咬文嚼字”，就像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2005年7月12日欢迎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访问人大的致词中,引用“七月流火”来表示天气热，是不是用错了，说明他没文化呢？可不能这样说。因为语言在流传过程中，词义、句意会发生变化，固然有许多变化是由于引用者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误读造成的，但变化后词义、句意已经凝固为语言的一部分了。这就是语言中的约定俗成现象。如果要否定约定俗成，都要回到语辞的本意，那么，今天我们可能没法说话了，或者像禅宗说的“一说就错”。但如果我们就只能按语辞的约定俗成的用法来解读原典，那么我们就可能以讹传讹，将错就错，可能离古代圣贤的优秀思想越来越远。所以，我认为，解读原典一定要力求回复本意，回到当时的语境；而引用成语无妨约定俗成，当然，以回复的本意来引用成语也不能算错。

也可能有人认为，这样解释，不是说明孔子很在乎经济收入，不是可能降低孔子的精神层次吗？这种担忧，一方面有研究问题从既定的概念出发（这里，是从“孔子作为圣人，是不讲利的”概念出发）的弊病，也是没有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考虑问题所造成的。孔子当时办的是民办学校，是收学费的，他也以此为生。孔子一生，除了早年干过一些小办事员的差使，只在五十一岁到五十五岁做过将近五年的官，其他时间大多是教师的身份，即使周游列国，也还是一个带着一帮弟子的民办学校教师。说是民办学校，是相对官办学校而言的。据史料记载，夏、商、周三代都有官办学校，但对象都是贵族子弟。夏代的官办学校叫“校”，“校”就是“教”的意思。商代的官办学校叫“序”，“序”是“射”的意思，也就是以军事教育为主。周代的官办学校叫“庠”，“庠”是“养”的意思，是指教育注重品格的修养，就是教养。但三代又共称官办学校为“學”，就是教育人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官办学校其实也应该念“敩”的，只是后来“學”一般没有了“教”的意思，汉代又把郡国的官办学校称为“学”，把县、道、邑、侯国的官办学校称为“校”，后人才认为三代的官办学校都称“学”的。三代的官办学校到底念“敩”还是念“学”还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到孔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官办学校名存实亡，已经学不到什么东西，作为周公倡导的礼教文治的政治制度，也面临崩溃的危险，所以，孔子办私学，就不仅是教育普及的意义，更有政治上的教育救国、救族的用意。孔子不是最早办私学的人，也不是办私学影响最大的人，但他办的私学，所教的是官办学校都已经觉得不实用而废弃的“仁义礼智”等有关“教化”的内容。他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可能影响不了当时的政治，但可能决定以后的政治走向，而实际上也是决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走向，至今仍在发挥深层的影响。所以，他办私学不是谋一份好职业，而是干一项大事业。但一项大事业，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要靠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个团队、一个群体，世世代代来接力完成的。对一个团队、一个群体来说，只靠理想，没有实现理想的基本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聚集起来、发展壮大、长期存在的。孔子认为民办学校教师，是适宜担当这一项文化任务的群体，他就要吸引人们来从事这一份职业。上一句说了教师这项工作本身具有的比别的职业多有的乐趣，这一句所说，教师这份职业，做得好，是有稳定的收入，更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的。他根据自身的经验，告诉弟子，你教得好，远方的人都会前来拜师求学。远方的学子前来求学，不仅带来了钱，更表示你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因此令人特别高兴。就像我们写书的人，写出书来，自己认为很有价值，但出版社认为卖不出去，要你自己包销多少册，或者自费出版，即使书出了，你也不是很高兴，自费出版，也不可能多次重复。像易中天、于丹书销到几十万册，版税拿到几百上千万，当然是令人非常高兴的。这高兴还不在于赚了那么些钱，老实说，这些钱也“多乎哉，不多也”。前些日子看到作家富豪排行榜，第一位的是余秋雨，好像一千四百多万。我问，这一千四百多万是一年收入，还是累计收入，是光现金收入，还是包括不动产在内的总收入？就算是一年的现金收入，这一千四百多万也不算什么富，也挥霍不起。在上海市中心买一幢旧的花园洋房，肯定是不够的，而无锡太湖旁的蠡园，据说当初是荣家管家的私人花园。我们不要说那么远，就说当前，沈嘉禄在《新民晚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说到过一处豪宅，外部只是公寓大楼的一单元，但里面的跃层转角楼梯的护栏，听管家讲，竟花了一百多万，定做的一把椅子，花了八十万。主人据说是一个来往内地香港的做生意的年轻小姐。年收入一千四百多万，肯定是不够这么开销的，不要说赚了几百万版税的易中天，半夜要应对电话采访，签名售书要签得手别筋。能走红的作家、学者多是聪明人，要说赚钱，干别的事可能赚更多，但他们赚到几百万、上千万的钱一定很高兴，高兴的是自己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就说易中天、于丹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吧，如何普及也是一门学问，能把《论语》说得使那么多人听得津津有味，听了不算，还要买书来看，就是了不起的学问。我们对教师的要求，本来就不应该是他们有什么科研成果、有什么创新发现，而应该是他们课上得好，学生深深被吸引，对所学的课程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的书销得好，证明了他们是个好教师的社会价值。所以他们应该是“不亦乐乎”的。

在孔子当时，“有朋自远方来”这点物质利益，比起做官、经商的收益来，实在是少得可怜，但孔子已经认为很有说服力了，“不亦乐乎？”问得很理直气壮，胜过财大气粗者。是孔子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坐井观天，沾沾自喜吗？当然不是。不管这话是说在孔子五十一岁做官之前，还是之后，孔子对当时社会上层的生活、人们追求的功利价值都是一清二楚的。孔子早期的学生中，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兄弟俩，就是鲁国的贵族大家，他们是奉死去的父亲孟僖子的遗嘱，来拜孔子为师的。孔子做官前，与鲁国的贵族、权势人物就有交往，在社会上层有很大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交际层次，会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能获取更大利益吗？但孔子为有人持币从远方来拜师而“不亦乐乎”，不仅体现了他的“安贫乐道”的情怀，更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什么意义，这就引出了下面“人不知而不愠”这句话。

“知”不是一般的“知道”、“了解”。孔子时代，“士”民（包括武士与文士）只有充当官吏、门客才可谋生。选士还没有科考制度，全靠乡里推举、官长赏识选拔。这赏识、选拔与推举（越来越徒具形式，就像文革中工人、贫下中农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就是“知”，“知遇”之“知”。所以当时就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话。据《史记》记载，“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是春秋末期晋国人豫让说的。豫让是晋国大夫智伯的门客，说这话时，智伯家已被晋国另三家大夫赵、韩、魏联手给灭了，豫让已逃到山中。此时，他听到消息，赵襄子特别地恨智伯，把智伯的头颅骨漆了当饮器。豫让听说后悲愤万分，发誓说：“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大概是这样的：“可叹啊！士应该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人去拼命，就像女人为喜欢自己的人化妆打扮。现在智伯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一定要为他报仇而死，来报答智伯，那样，我的灵魂就不会感到愧疚了。”于是，他改姓换名，把自己弄成好像受刑残废人，进入赵家的内宫，当个厕所清洁工。他怀里总是揣着一把匕首，要找机会行刺赵襄子。结果，在动手前被赵襄子察觉了，被拿下。赵襄子问明情由，被豫让的义气所感动，就把他放了。豫让又用漆涂身，使皮肤像生癞疮似的，又吞炭哑嗓，扮成乞丐，连妻子也认不出来。他埋伏在赵襄子要经过的桥脚下，准备第二次行刺，又没成功。抓住豫让后，赵襄子说：“你不是曾经在范氏、中行氏手下都干过吗？智伯把他们两家都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而到智伯门下为臣；如今智伯也已经死了，你怎么特别执著地要为他报仇呢？”豫让说：“我在范氏、中行氏门下，他们像待众人一样对待我，所以我也像众人一样对他们。至于智伯，他待我如国士，因而我也像国士那样报答他。”赵襄子闻言，流着泪叹了口气：“您为智伯报仇之名已经成了，而我赦免过您，也仁至义尽了。这是您自己一心所求，我也不再放您了。”豫让情愿伏诛，但请求能用剑在赵襄子的衣服上戳几下，以完成报仇的心愿。赵襄子同意了他的请求，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先秦时代，按社会分工，把“民”分成四类：士、农、工、商。豫让的例子典型地说明了“士”民与农、工、商民的不同，在于他们的依附性。士的价值，要由“知”他的贵族、君主来决定。所以，士除了用他们的技能来实现他们的使用价值，更要用“信”“义”来作为他们的价值的担保。但“士”的所谓的“义”，是一家的私义，而不是天下之公义。豫让说得很明白，之所以不为范氏、中行氏报仇，而要为智伯报仇，就因为给我的待遇要比范氏、中行氏给的高个层次。至于智伯与赵襄子之争，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豫让是不问的。不光是豫让不问，就是先秦其他著名的义士、侠客，如荆轲、聂政、专诸、要离，都只问事主待他们是不是好，不问事主要他们去干的事是否正义。而当时的士，对豫让、荆轲等人的义举、义行是高度认同的。豫让死后，“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因为这些义士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确立了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使士有了充分的存在理由，所以士的群体中人，当然要大力肯定他们，宣传他们的事迹，肯定他们，就是肯定“士”的品牌，为“士”在人才市场上争取到一个良好的环境。但后人编演这些义士的戏，就要添加“为了伸张正义”的动机上去。之所以要加上这些动机，就因为后来的人，受到孔子倡导的价值观的影响，不能接受只讲私义，不问公义、社会正义的人为英雄。由此可见，孔子对只讲私义的价值观是不以为然的。孔子认为，要破除“士”的只讲私义的价值观，首先要去除“士”的依附性。所以，孔子说，民办私立学校教师，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弄得好，还有人从远方跑来供养以求学，这样，就可以做到“人家不赏识也不烦恼，这不很有贵族（君子）风度（人格之尊严、独立之精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