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开场白（1 / 3）

开场白

与我十年前动笔撰写《还吾庄子》的时候相比，今天的国学应该说已经很热了。尽管学术界对“国学”这一名称是否合法尚有争论，对青少年要不要读经（指的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如《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争论更加厉害，但大众对国学表现出来的空前的热忱，已经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希望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吮吸乳汁，相濡以沫，来滋养今天美好的和谐社会。因此说，“国学热”，作为“中华文明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应运而生，应日益昌盛的国运而生，应中华民族重振雄风的时代需要而生，也是应世界新一轮游牧文化向农耕文明同化的历史趋势而生。（今天的游牧文化就是工业游牧文化，我将在以后论述这一点。）

促使国学热成为大众关注的对象，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易中天、于丹、纪连海固然功不可没，倡导新道学的胡孚琛、提倡儿童读经的蒋庆、呼唤当代新道家的董光璧，还有余秋雨、金文明，郝明鉴与他主编的《咬文嚼字》等，也都有很大的功劳。就是从根本上反对有“国学”这一说的，如舒芜，也因为他的反对意见，使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鉴别能进一步深化。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热其实也不是一日之功。就像烧水，沸腾前的加热，都是为沸腾这一刻做准备的。能看到的是沸腾时的泡沫翻腾，其实没有沸腾的水也聚集了足够的热量，沸腾只不过把热量变成可以看见的现象。但我现在关心的，不是在国学热的形成过程中谁的功劳更大，谁的见解更高超，我关心的是国学热不是热闹一阵，如风吹过，而是能将热能转化为持续的推动力。就像蒸一碗鱼，锅子里盛了半锅水，蒸夹上放了一碗鱼，盖上锅盖，加热烧水，水沸腾了，冒白汽了，立刻揭开锅盖，熄了火，鱼有没有蒸熟呢？蒸鱼需要水先沸腾，这不错，但水沸腾了是不是能说明鱼已经蒸熟了呢？但中国的事情往往热过了，事情就算成了。一些小事无所谓，就我的记忆而言，光健身方面，就有甩手热、喝红茶菌热、打鸡血针热、喝凉开水热、太极拳热、气功热、练功十八法热、木兰拳热，等等，等等；但如果国学热也是昙花一现，就成明日黄花，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们且不说国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是人类的待开发的巨大的精神宝藏；就说今天这国学热实在是来之不易。就在十年前我动笔撰写《还吾庄子》时，老子、孔子、庄子（以出生年岁为序），还是戴着各种帽子，至少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不合时宜、对现实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和作用的老古董。所以，对我说要还《庄子》的本来面目，“一千七百多年来，我们接受的是一个被注出来的伪庄子”，遭遇最多的问题，除了“这怎么可能呢”，就是“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

我当时就回答说，“有什么意义”，可以说“没有意义”，也可以说“很有意义”。说“没有意义”，没有我认为的什么实用意义，或者说，我怕过分的强调《老子》、《论语》、《庄子》的实用意义。《老子》、《论语》、《庄子》我认为对做生意、炒股票、处理官场、职场关系等，就没有什么实用意义。现在有很多讲老子、孔子、庄子思想的实用意义的书、讲座，说得都不错，但其实去掉其中引用的老子、孔子、庄子的语录（往往还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以讹传讹的错误引用），所讲的道理在其他的书里也可以看到，老孔庄的思想只是装点门面的包装。中国人因为传统悠久，也因为是农耕民族，历来尊重传统，所以对写书的、讲演的引经据典，往往就肃然起敬，觉得他的话一下子很有道理、很有文化，但从接受学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可取的。

对此，我们这一代人是亲身经历，有深刻教训的。文革前夕，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出现了庸俗化倾向，当时就编了一本书，叫《学习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里面都是工农兵学习毛泽东思想辩证法，解决工作、生活中实际问题的例子。不是说这些例子不对，也不是说对立统一规律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如果以为这就是对立统一规律，这就是辩证法，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可能出大问题了。以后林彪编印《毛主席语录》，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那就与集体催眠、文化大革命有直接的联系了。党内当时有理论家注意到了这个苗头，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防止庸俗化倾向，在文革中作为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被斗得要死。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学习、普及时的庸俗化倾向有特别的敏感。老孔庄的伟大，决不在于他们的一些具体的观点、结论，甚至某一句话，像数学公式、物理定理一样，可以现成拿来一套，就解决实际问题。说“很有意义”，就是老孔庄的思想可以解决根本问题，今天建设和谐社会，老孔庄思想就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基础。我们今天提倡素质教育，学习老孔庄思想，就可以提高我们的精神素质，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的精神素质。

举个例子说，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打倒孔家店”以来，就一直是孔子桎梏人心的一条罪证。其实，这段话是对士大夫说的，礼是对士大夫这一群体的特殊要求。所以，孔子又说：“礼不下庶人”，这句话也一直是孔子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罪证，其实，孔子的意思是，对不是士大夫的普通人，不要有那么多礼义的要求，但你要做官，掌握一定的权力，就一定要严格约束自己。今天，对党政领导干部就有严格的纪律约束，普通老百姓就不用，当然，你如果以党政领导干部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是好的，但你不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党政领导干部必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譬如，我们小百姓帮人办事，事情办成了，别人送点礼，给点钱，你接受了，没什么。领导干部给人办事，办成了，别人酬谢他，他接受了，就不可以，甚至刑事犯法。我看到过一个材料，有个管基建的乡干部，项目做成了，验收也通过了，承包商送他线，他开始不拿，但后来知道承包商在这个项目里要赚得多得多，给他的只是个零头。他为搞项目没少吃辛吃苦，但只拿些清汤寡水的工资，他心里不平衡了。他想，我不拿，这钱还是落进承包商的腰包里，我拿了，还可以拿出一部分钱来帮助穷人。所以，他后来就拿了，也拿出一部分钱来做慈善资助，但终究东窗事发，因受贿罪而锒铛入狱。他觉得有些冤，在他角度来说，好像振振有词，但他为什么拿出一部分赃款来慈善捐助呢？说明他心底里知道这是“非礼”行为，是不对的。所以，摆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士行规矩的约束，使他犯了罪，但孔子建立起来的这套士行规矩终究还是减轻了他的罪行，也为他犯罪以后迷途知返而不是破罐子破摔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