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一个诗歌生长得最好的时代,属于那个时代最好的诗人里头的一个,从他的口中传出来的吟哦平白、深情,承袭了民间竹枝词(那些完全不拐弯抹角的竹枝词啊,历经了风雨的洗刷砍斫,已经臻于天籁)的大好处,至今为我们所痴迷。他跟他们写的几乎一样——唉,因为几乎一样,才说他好呐。去翻最原始的竹枝词吧,怕你会转头说他不好。因为也就是个“几乎”,并不真“一样”。要一样很难的。但已经很好了。
从始至终,他也像诗歌一样活着,他走过的道路没有人走过——他因诗而两度遭逢不幸,几乎被命运劈头盖面毒打了一生——好在有天下最忠诚的朋友可以作为药片,在必要时大把大把地吞下,缓解一下疼痛。
第一次躲闪不及的“毒打”,来自“永贞革新”,那是一次锐意改革而未竟的行动,他和其他的七个人同时被贬往不同的边疆。当时有着相同遭遇的还有他的朋友柳宗元。而在那次革新失败不久、他短期被贬初回长安时,不该雪上加霜地写下了《游玄都观》: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其实,如果他只赞叹着眼前五色的花与整片树木的海也就罢了,也就没有了后来半生的颠沛流离,然而这首诗绝非那么简单,让他获得了一个“诗语讥忿”的罪名——他也不是没有那一层意思——那一刻,他心动性起,行为举止都随心意起伏张合,一副躯壳,如受役马奔停……他多么贪婪地紧盯着那一切并大声唱出,任凭思绪和感受肆意横流也不去拦截,仿佛已经知晓不能再真正地回来这里,回来厮守他的故乡。
皇帝很生气,一怒之下,再次下令将他贬到播州。播州在今天的黔北遵义一带,山高谷深,当时尚未开发,是“瘴疠之地”,人在那里很难生存。当时他的母亲年事已高,如果跟去,一定无法承受苦难,而如不跟去,那么她则必将再没有和儿子相见的可能。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中有记载:他与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同被召回京城,不但未被起用反而再度遭贬,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贬至柳州,而他则远谪播州时,不禁大哭起来:“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于是,他立即“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前一句说的自然是柳宗元,后面半句则说的是:柳宗元上条陈的同时,官员裴度也向皇帝求情:“播州极远,猿猱穴所宅,禹锡母八十余,不能往,当与其子死诀,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于是他被改去了相对安稳一点的连州。
假设当时没有柳宗元和裴度,或者他们对这件事毫不知情,他恐怕只有带着高堂老母去播州受苦了。历史上这“一句半”记录的却是万言难具的深挚友谊。
一首诗换来十四年的贬谪,代价不可谓不惨重至极。
十四年后,也就是文宗大和元年春天,他回到洛阳,当时已五十五岁。只是他依然率真无忌,居然又一时冲动或一时高兴,笔歌墨舞,《再游玄都观》爆绽毫端:“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花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于是,历史极端戏剧化地重演了这一幕:从那一年开始,他又被外放、外放、外放,历任苏州、汝州、同州刺史,漂泊到死。
我并不认为他的所为有“二百五”之嫌——有文人自恃不假。不是没有人对他言必造次:如同庄子笔下的鹌鹑麻雀,满足于在树丛中飞翔(“枪榆枋而后止”),却还嘲笑高飞的大鹏,认为人家是没事找事,自讨苦吃。唔,一只与秋霜争严的鸣蝉,当然无人信高洁。从古至今,都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人们,即使你我也不例外,即:诗人何为?我们知道,其实大家常常被放置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你卑微或光荣,都概莫能外,你就在那个区间里,突不破,打不开,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