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帝国大厦的行政体系而言，越往上走，工作的形式就越是被“文件落实文件”的文牍主义所取代，越往下才离具体的操作越近，直到最最基层。因为媳妇的作为直接关系到“婆婆”的切身利益，上级要是因为下级而倒台，那在他走人之前先要给你一刀。这样，“婆婆”就难免变成凶神恶煞，一级的婆婆抽打着一级的媳妇，同时也就把执行的困难层层下移，直到具体操作者。要是有谁办事不利，或是部门、地方发生重大事故，首先想到哪个下级合适出面承担责任。在这里有两个“大多数”，一个是既当婆婆又当媳妇的人，另一则是在基层的工作者。
不难想象，“考成法”把婆婆和媳妇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同时也把艰难困苦层层下压，越往下的人，工作强度越大，“牺牲”越多。“抢逼围”战略厉害就厉害在，无需你虔诚地内化，即便你是如此心不甘、情不愿，但不得不为。
公元1582年，首辅张居正撒手人寰，但却难以带走指导帝国前进的权力。弱冠未久的九五之尊，等待十年，开始了真正“御宇”的生涯。九个月后，张居正官秩被追夺殆尽，抄家问罪惨剧环生，前有改革多被裁撤。这种效应轰动一时，其实是新的舵手要向帝国的所有人宣告：我才是主宰！
纵观历史，的确从没有臣子培养出的“ 明君”。有人说，张居正在处理繁重政务的同时，不辞辛劳地教导小皇帝，自编之《帝鉴图说》就是做好证明。我们说，学生从没有这样的欣喜：在老师的辅助下，小皇帝脱离搀扶，凭借自我实践，取得政绩上的进步，应验辅导员的思想是多么正确，进而想到一身本领乃恩师所赐，感激不已；而有的则只是用朱笔表达同意、同意，还是同意。
事实上，张居正这个保姆时间当得越长，小皇帝内心的反感也就越发堆积。所谓历练、所谓教诲，只有出自皇考、皇祖，才真正顺理成章，还可给人以深切的历史感乃至温情；要是由一个纯粹的臣子来担任，则只能“辅”——“教”即是不成体统乃至于亵渎皇权。
张居正的去世，使皇帝的下意识迅速开始不和谐起来。一颗压抑了许久的心灵想要跃跃欲试，因为皇帝感到“我”应该有“我”自己的作为；一个沉思了许久的计划开始蠢蠢欲动，因为皇帝又在担心——“我”立威之后，这满朝文武，尤其是在张居正卵翼下提拔起来的追随者们会不会这样说——瞧！这就是老师培养的学生！
于是，张居正的厄运不可避免。
朝堂上掀起了弹劾已故首辅的汹涌浪潮，昔日里唯唯诺诺的人们开始摇唇舞舌、口诛笔伐，臣子们唯恐不及地要向皇帝发出领会“圣意”的信号。独裁者见形势给人以造作感，也不得不为和谐说两句话了：“在前权奸结党行私，科道官寂无一言；及罪人斥逐，却纷纷攻击不已，有伤国体。”
这时的当权者应该明白，没有人喜欢带着紧箍咒享受权力和利益，那对创新炮制者的仇恨由来已久，现在的发泄出于真心动力，更是沽名钓誉，趋利避害的绝好机会，岂能放过。
也就在这时，人心的那道堤坝随着权力的更迭、制度的死亡而失去了功用；人心中的洪水伴随着更大的觊觎、更强的欲望，更加恣肆地泛滥开来，最终将帝国彻底淹没。
历史，其实早就证明，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是极不健康的。运用权力能创造伟大、卓越的制度，但那至多也不过是一堵墙，一堵他喜欢、你不喜欢，肯定有漏洞的墙。
围堵总是被动的。
它因某个人的意志而建，又因某个人的意志而去，洪水自然不会认同堤坝，那么冲垮就带有必然性。
张居正最终还是失败了。
这是围堵的失败。
这是试图规避认识人心洪水习性的失败。
曾经听有人恶发牢骚，说中国还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们说，我们断然不愿意把自己变成洪水猛兽去相互吞噬，但这种激动呼喊的背后却深藏着对人心中洪水迫切的焦虑。
所以，治水的传说还在继续。
最终，鲧因治水不利为舜所杀。他的儿子禹毅然担负起了前人的使命，因势利导，疏堵并用，相辅相成，终于成功。
只要有天地顶立，就不会没有洪水泛滥。
我们正是禹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