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围堵人心中的洪水（1 / 2）

有一个传说家喻户晓。

洪荒时代，帝尧命令鲧治理洪水。据说，鲧采用“堵”和“塞”的办法，结果耗费九年仍水患不息，劳而无功。

九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可谓弹指一挥，但对于一个治水者来说，用它来明白实践的错误却是绰绰有余了。我们没有理由批评操作者的不智和顽固，而符合逻辑的解释恐怕是堵和塞绝非一无是处，并且起码在一个时期的确卓有成效。以大地之灾难联想到人心之“洪水”，是否也有同样的规律呢？

公元1573年，明万历元年，张居正在权力斗争中击败对手，取得“首辅”地位。这时，刚刚继位的皇帝年仅十岁，秉笔太监是与他同乘战车的政治盟友，而两位皇太后则太需要群臣的领袖来为皇帝、帝国稳住继续前行的方向。于是官僚们安稳地看见舵上那稚嫩的小手，同时也明白，还有一只大手紧握其上，慢摇稳摆。就这样，历史给了张居正十年。

然而，经过标志着新时期的灯塔，明帝国那艘大船已运行将近两个世纪了。官吏是国家机器中各个环节的部件，但有的早已不再转动，有的迅速腐朽。至于部件与部件的响应，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时人则借用婆媳来做了俏皮的比喻——尽管婆婆嘴，也不进媳妇耳。想必正是功能的衰竭才使得农民起义、外敌入侵、自然灾害诸多病毒变得如此可怕凶猛。

与此同时，时代的精英们也从未停止过思考乃至疗救的实践。

海瑞在说，现在的堕落、颓废、苟且是不能遵照过去的标准为官做人的表现。建国初期，那种生机勃勃、团结奋进的激情岁月与海瑞的回忆始终做着交相感应。只要海瑞还在官场践行模范官僚的角色，他就义无反顾地宣扬，现在要变成过去。换言之，海瑞情感和理论的出发点，在于人心中的国家信仰走向虚弱。

李贽，无疑是那个时代最诚实的孩子。他胆敢打破表面和谐的氛围，指斥儒教理学，大声喊出那是“皇帝的新衣”。他公开宣称人性自私，而义理蒙蔽了“童心”。我们看到他是那么勇于破坏旧世界，但却从未建立起一个召唤战士的新天地。或许正是因为找不到出路，李贽最终选择自刎来结束痛苦。

戚继光能够成为一代名将，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深藏心底的人生哲学。他决不去感发为何“以文制武”的牢骚，只在现实社会允许的范围内，做坚持不懈地改良；与首辅的亲密关系，既成就了他的事业，也为后来被皇帝抛弃埋下了伏笔。但我们能不承认“以文护武”，与摄政权力保持和谐，是深通时务之举吗？

而张居正握着不可松手的舵，无疑站在了风口浪尖。他深刻认识到“天下之事，极则必变。”面对帝国病症，他厌恶左派、右派的口水“愤青”，不大话理想，不怨天尤人。在他看来，一个伟大、富强的帝国，是“做”出来的！帝国巨人要想焕发力量，首先需要各级官吏们落实、落实、再落实。整顿吏治，决不是本末倒置地把端正自觉履职的赤诚当作对象，或是空谈什么凝聚团结；而是提纲挈领的执行力建设，只有把事情办成，办好才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甚至反而可据证断言：那就是人心。

就在担当首辅的头一年，张居正运用手中的权力，提出了“考成法”的改革举措。具体内容是各部衙门使用收发文簿，一式三份，一份留部做底，一份给各部六科，一份送内阁备查。指令下达，以路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立程限；而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执行如何，均登记于文簿。由监察部门和言官等负责对执行情况进行督导，做到月有考、岁有稽。

通过大白于天下的考核规定，史料中留下了“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中央政令“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的记载。从表面看，张居正的方法创新提高了行政效率，更为此后整饬边防、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等各个改革项目奠定了基础。

其实，他是首先把利益分配的刀高高举起，将整个官僚队伍都纳入到同一游戏规则中，在规避信仰说教的同时，又理所当然地把人们潜意识早已不信之信仰，作为反复催促官僚做事的依据。而潜台词则在每个人心中振耳发聩：要么你好好干，要么就摘了你的乌纱帽！

这与所谓“乱世用重典”不同。张居正的精明在于，不去杀鸡儆猴，毁灭希望，而是给所有人机会，拿出先礼后兵的气度，如果再浑浑噩噩就必须加以淘汰。这种阵势看似严苛，却积极地谋求皆大欢喜、一团和气，实在与海瑞让富人无偿退田的荒唐主张有天壤之别。在治理人心的洪水中，张居正绕开了感化与认同的难题，就不必烦恼理论联系实际的脱节和虚伪，而实际利用了官僚们维护既得利益的弱点，打疼你，抽醒你，陷你于自弊之地而无话可说，用制度建立起一条围堵贪婪、慵惰、荒怠诸如此类洪水的堤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