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无双国士与天涯书生——重读《岳阳楼记》（1 / 1）

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卷裹着恐惧和遗憾，忧心忡忡地离开东京，改革者交出了参知政事的印绶，帝国失去了一位无双国士。这时，“有些人”在额手相庆中松了一口气；因为新政随着“另一些人”的离去也将渐行渐远，一切似乎又恢复于平静。

第二年，范仲淹登上岳阳楼，与某些喜欢“平静生活”的人不同，望着远山长江，范仲淹竟得出一个“忧”字！迁客的抱负在冥想中找寻到了出路：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耶？”“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为实现理想，范仲淹付出了代价。但他坚信，环境的变化和个人的得失其实无足轻重。面对今后的人生，报国有为的初衷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顿嘎然而止；而我们的帝国还远没有达到能够让人“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地步。所以，“忧”仍是，而且应该更加是今后生活的主体内容。

然而，就在完成这千古名篇后仅六个年头，范仲淹就离开了人间。关于范仲淹在这段不算太短又未免不长的时间里，史书似乎并没有用多少篇幅来记载。但我总感到，范仲淹“忧”得艰苦，“忧”得悲伤，“忧”得无助。如果在他“忧”的世界里，只有对家国前途的惆怅，而没有图治败笔的反思，那么“忧”或许更像是一把双刃剑，使他的生命在看不见希望的沙漠中被渐渐摧折。

“吾谁与归”是《岳阳楼记》最后的绝唱。这既是对“忧”的一种肯定，暗示着范仲淹排遣痛苦的愿望，同时也是对过去岁月的怀念。在夙兴夜寐的日子里，范仲淹的身边也的确有着那么“一些人”，勤奋、忧慎、才华、崇高正是这群人的标志。在向仁宗条陈十事中，整顿吏治便十有其七。范仲淹的理想就是让“众正盈朝”，到处都是清官廉吏。在翻阅各“路”高级官员名册时，范仲淹竟将自以为庸碌贪浊之人一笔勾消。同事富弼不安地疑问：“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希文自信地回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显然，范仲淹把国家振兴与官僚队伍的稳定，纳入到一种“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逻辑中。他踌躇满志，为了报答君恩，感到可以舍弃一切，甚至改革的实践已经成为了他生命的全部。与此同时，却绝不能乐观到慵懒的皇亲与昏聩的官吏在朝堂上只占少数。他们并没有受到像“小范老子”那样的恩宠眷顾，而如何生活则是最值得关注的人生问题。

不难想象，一定有那么一些人对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会集结起来，采取反抗的态度，“我”才是“众正盈朝”的主导和主体！互斥朋党的吵闹与低俗，甚至卑鄙的手段就像是愈挣扎愈收紧的桎梏，使官僚集团的分裂居然从改革发轫！但值得关注的是，这里并不存在完全是寻求报复的钻营、腐败集团，因为还有维护吏治稳定的明智大臣参与；中下级的官僚要以上司马首是瞻；后生晚辈还有“应该是这样”的见解……

太乱，到处都是钩心斗角。太痴，人人“忧”的皆是自己。

在岳阳楼上，范仲淹提出了对“忧”的坚持，那来自于一种大节正气提供的动力。然而，他却没有看到“大家庭中人人都想好好过”的道理，陷入伦理的窠臼，而没有思考过“忧”还应该包涵些什么内容。其实，范仲淹如果把“忧”的取向确定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那将具有抽象的操作性。而“江湖忧君”，岂不正是不能完全自拔，难以排解人生价值无法实现苦闷的表象？

2008年4月间，我第一次坐飞机来到山东烟台。旅游巴士沿着海边一路飞驰，把公安工作的忧苦远远抛在脑后。我望着窗外，北方气象，壮美抒怀，波澜不惊，又似是淫雨霏霏。烟台大学的文化底蕴使我心向往之。在路的尽头，我登上烟台山，凭栏远眺，只见古老的防波堤迎着潮水依旧挺立。顿然，我有了一个愿望，如果后半生，能够每天在烟台大学读史求真，然后一直长跑到烟台山上遥望山河，领悟千年，此生当不寂寞……

不能做无双国士，就去做那天涯书生，这不就是“忧”的绝好形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