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仁者之心（1 / 3）

自从烽火台上，君父用谎言式的玩笑一次次羞辱了他的臣子，申侯便牵引着犬戎的军队杀进镐京，“狼来了”的故事终于得到了应验。当围观的诸侯们获知，是臣子割下了君父的首级，那早已难耐的野心就从潘多拉魔盒中跳出，亵渎权威似乎是冲破禁忌，实现称霸发展的必经之路。一个新的时代就像洪水冲垮堤坝似地到来了。

渐渐地，王畿被蚕食，王室所能控制的不过是迁都后的百里之地。原本护驾有功的诸侯竟也桀骜不驯，从“周郑交质”到“周郑交恶”，最终“射王中肩”，把王军打得落花流水。天下的共主从此衰弱得像可怜的老人，要靠向不孝子女们的“告饥”、“求金”、“求车”等等乞讨来苟延残喘。“子女们”要会商利益，“父亲”召之即来装点造势；分赃结束，“父亲”既难得到一杯羹，也早已无脸面可言。至于“尊王攘夷”的号召，则更是新时期诸侯们谋求“龙头老大”地位的高明手段，这样的处理使“国”看上去还像个“家”。

与此同时，觊觎、僭越、窃弄，像瘟疫一样向下蔓延开来。霸主们做着周王的主，卿大夫做着 国君的主，陪臣们又在做着卿大夫们的主。田氏代齐、三家分晋，敢于挑战权威成为了时代的特点。孔子所在的鲁国也没有避免这个劫数，号称“三桓”的公族势力控制着国家命脉，“公室卑、三桓强”的局面至鲁国灭亡都不曾改变……

初读春秋，便感到那个混乱的时代会把“克己复礼”的重任交付于孔子，是甚不合情理的。

《论语》里，学生们“问孝”的请教，孔子具体到“父母唯其疾之忧”，但他本人却是一个三岁就失去父亲的庶出之子；那么，这位来自不健全家庭的孩子，凭借什么能够提出对父母不恭敬就不能与犬马相区别的人生体会呢？

司马迁史笔如铁，他用“野合”来形容孔子父母的关系，不论其意味苟且，还是因年龄差距过大而名之，起码给幼小心灵的印象不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图式，似乎也并不能很好联系上“陈俎豆、设礼容”的儿戏默化。

更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避难陬邑的宋国流亡者乃是殷商的孓遗——一个先祖为现世统治者所灭之人，竟定下了为周朝制礼作乐的毕生追求，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什么使这位没落的贵族修成了仁者之心？

如果说，父亲的形象象征着“主人”和“权威”，那么我们有理由做这样的论断，春秋其实是一个“无父”的时代。因为“主人”常常徒有虚名，“权威”往往没有权力和威严。《左传》里“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的表述形象生动地概括了当时的情况。而孔子，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无父时代中的无父之国。不幸的是他拥有的也是一个无父之家。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告诉我们，儿童的成长需要父亲的权威，一个男孩只有在不断反抗和接受父亲权威的过程中，才能逐步确认自我。对于幼年的孔子来说，父亲的位置缺失，成长的参照几乎全部来自于母亲。于是质疑便不可避免，单亲家庭的孩子如何能成长为一个正常的乃至于伟大的男性？

要知道，一个不懂事的孩童，首先并不会接触到虚伪形式后的内涵，也不可能如此快地就开始体认这个无父的时代。倒是“周礼尽在鲁”的熏陶成了先入为主的感性认识，并有资料显示，他的母亲“豫市礼器，以供嬉戏”，为孔子明确人生道路创造了条件。

而这些幼时的感召绝不仅限于培养出了一个精通“礼”学的儒家，更是心志体系建立的基石。孔子的悲哀在于自己的父亲其实只存在于过去。一个孩子对应该得到但没有得到的东西，是断然不会用两可或是辩证的眼光去看待，更何况是父亲的爱！？过去总是最美好的认识就由此而来。于是，代表权威的父亲形象逐渐高大，这直接导致正在成熟期的孔子，心中充满着渴望父爱与家庭残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潜意识被长期压抑和堆积，同时与不断成熟的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交相感应。最终，无父的痛苦挣扎冲破前意识，以追寻家国理想的形式到达意识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