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教育格局的形成（1 / 2）

义乌的教育制度从宋代开始渐渐趋于成熟和稳定。与中原和江浙大多数地区相似，义乌的教育有以启蒙为主要目的的蒙学，也有以科举取士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形式，有地方官学，也有民间私学。

蒙学主要指对八岁至十五岁左右年龄段孩子的教育，也称为蒙养阶段教育。蒙学可追溯至商周时期，当时是为贵族子弟设立的。浙江的蒙学教育也可上溯至东汉建武十一年（35年），上虞即出现了书馆，这是汉代比较成熟的蒙学教育机构。但在义乌，由于农业经济相对落后，办学艰难，相信还要更晚些，但历朝历代捐资兴学者也是大有人在。现有史可考的记录是南宋喻葆光之妻黄净德氏开设家塾延师教子，有“剪发延师”的美谈，其五子皆以文显，喻良倚、喻良能同登进士。

南宋以来，义乌的启蒙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这得益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统治者强化科举取士，大大促进了民间读书之风的兴盛；二是理学家们倡导蒙学教育，还多有亲自参编蒙学读本；三是工商业的日趋发达使读书人的范围有所扩大，手工业者、商人和农民为了应付日用也需断文识字；四是印刷术的发明和民间书坊的出现，推动了蒙学读本的出版发行，为蒙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蒙学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为数量的增加，并从城镇向农村地区延伸，出现了利用农闲时节以农家子弟为教育对象的冬学、社学；另一方面，蒙学的教学内容也不断丰富多彩，除了识字读本，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文物、日用常识等都成为了蒙学内容。

在宋代，蒙学的教育机构中官府办的官学和民间私学都有存在。官学也分两种：一种是南宋时设在临安府宫廷内的贵胄小学；另一种是设在地方上的州、县学的小学，这类小学形式规范，教学也较为系统。但由于当时义乌经济较为落后，现有的史料未找到有官学童蒙学校的记载。因此，义乌的蒙学一般都是私学，称为学塾，也称私塾、蒙馆、蒙童馆等，按兴办的主体和规模又有家塾、族塾、村塾、学馆、义塾等之分。家塾多由官宦富户之家聘请名师教育子女；族塾为同性宗族以族产办学，供同族子弟就读；村塾则由一村或几村共同出资兴办，供村民子女上学；学馆是塾师自己在家设学，学童上门读书；义塾或称义学是私人捐助集资置产，或用地方公款公产，或靠官府拨款设立的免费学塾，主要供贫寒子弟就学。学塾的规模不定，学生程度也参差不齐，没有固定的学习年限，也无规定的教学制度。显然，民间蒙学形式更为多样，也体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和实用性，较好地适应了社会的不同需求。

民间蒙学的教学内容大致包括识字、读书、写字、作对、作文等，其中最著名的蒙学教材便是《三字经》，也有侧重于伦理道理教育的《童蒙训》和《少仪外传》、流传甚广的诗歌类教材《神童诗》和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事、鸟兽、草木等常识的教材《名物蒙求》等。教学方法一般采用集体教学与个别教学相结合的办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思想。

至元代，开始创设社学。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颁令各路劝农立社，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立一所学校，故称社学。这种社学是广泛开设于城乡，特别是以乡村地区农家子弟为对象的地方蒙学机构。社学既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官办社学的经费由官府出资，民办社学经费则由社仓、社田出资，或由绅民捐助。

社学一般在农闲时招收蒙童入学，聘塾师执教，学官循例检查，考核优劣。优秀者可送县学附读。学业有成就者，亦可申报官府查验。社学教师大多由地方官绅聘请秀才担任。元代规定挑选通晓经书者为师。社学的教学内容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孝经》、《论语》、《孟子》、《诗书》等，也教授本朝律令、冠丧葬祭等法制礼仪。

以科举取士为主要目的的教育机构一般以成年人为对象。这类机构也有官学和私学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