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地方教育的发端与越文化（1 / 3）

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活动，教育一直伴随着整个社会发展历程。原始社会的教育是在生产实践中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完成的，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原始的、自发的。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到氏族社会末期出现了学校教育的萌芽，原始的教育也完成历史使命，让位于阶级社会的专门化教育。从中华教育的大背景来看，西周时期是我国形成相对完善的学校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的最早时代。西周教育的主要特征是以“学在官府”为主导的体制和以“六艺”为主体的内容。西周的教育和各项制度对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着极其重要影响。当然，在当时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浙江义乌，其教育受西周官学的影响较小，发端也更迟些，而更直接的影响则来源于具有强烈地域文化特征的越文化以及秦汉以后逐渐融入越文化的儒学文化。

义乌教育的发端自然离不开浙江这方有着浓郁地方特征的水土，而浙江教育的起源，与孕育于这片土地的各时期的文化密不可分。从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很容易梳理出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线索。距今约5万年左右，浙江的“建德人”揭开了浙江文明史的序幕；距今约9000年至11000年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稻作文明的源头在紧邻义乌的浦江上山出现。之后，越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和周边地区连续出现了一系列文明：距今约7000年至8000年，越文化核心区域的萧山出现了跨湖桥文化；距今约6000年至7000年，宁绍平原和杭州湾一带出现了河姆渡文化；距今约5500年至6000年，杭嘉湖平原出现了马家浜文化；距今约5200年至5800年，青浦出现了崧泽文化；距今约4000年至5000年，杭州湾和太湖附近出现了良渚文化。显然，上山文化是这一地区新石器时期文明的母体。

从历史年代和分布区域上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文化的传承和相互交融形成了越文化的源头，后来，又与浙江中西部及浙南瓯江流域的文化系统相互影响，形成了可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相媲美的史前文明。

在距今近3000年的那个时代，作为中国阶级社会教育的起始，自然非中原文化莫属。据古代文献记载：“礼官养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说文解字》中有解释，“木囚”、“交声”。“交”和“教”谐音，即含有教化的意思。久而久之，意思延伸之后，使得“校”逐渐成了专门化的教育形态。西周时期的“序”，也是一种古代的教育组织形式。其教育内容主要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知识。西周时期的“官学”，已经开始区分“国学”与“乡学”之分。前者属于贵族子弟学校，后者属于地方行政设定。闾设立了“塾”，党设立了“庠”，术设立了“序”，乡设立了“校”。

西周的乡学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乡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乡校”并不能算真正的教育组织。它是地方上的一些普通贵族和归隐退居乡里的绅士乡官，闲暇时候聚集在一起讨论学问的场所。这种场所长期存在，甚至到了春秋时期还存在着。这种“乡校”在农闲时也对一般的平民子弟进行一些有关道德礼仪和农事等多方面的教育。另一种是“闾塾”。在《礼记·学记》中有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郑玄注：“古云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堂谓之塾。”孔颖达疏：“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共同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民在家之时，朝夕出入，恒就教于塾。”这种“闾塾”实际上也并不属于教育机构，更确切地说是属于对奴隶劳动进行监督管制的场所。

到了春秋末年，统一的奴隶制国家西周日趋衰落，礼崩乐坏，群雄逐鹿，国家众多。国与国之间常有纷争战事发生，使得众诸侯无暇再去顾及学校的存在和发展。原本属于西周的官吏们纷纷出走到其他诸侯国寻求出路，各诸侯国甚至各卿大夫也需要“士”来为他们服务。一时间，“士”的需要大量增加，于是出现了“士”阶层，“士”的培养也就成为迫切的需求。这时的旧官学基本瓦解崩裂，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自此，新的培养人才的教育形式应运而生，这就是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