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1 / 3）

教育，自人类社会诞生之日起便一直伴随着整个社会发展历程，是人类特有的重要社会活动，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中华教育的大背景来看，西周时期是我国形成相对完善的学校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的最早时代。西周教育的主要特征是以“学在官府”为主导的体制和以“六艺”为主体的内容。西周的教育和各项制度对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着极其重要影响。当然，在当时文化发展还相对滞后的浙江义乌，其教育受西周官学的影响较小，发端也更迟些，而更直接的影响则来源于具有强烈地域文化特征的越文化以及秦汉以后逐渐融入越文化的儒学文化。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浙江设置郡县。秦嬴政25年（公元前222年）置乌伤县。两汉、三国时期，义乌的经济、文化就开始得到稳步发展，众多士族学子开始研习儒学经典，发展儒家文化，可谓文化昌盛，文人辈出，自古被称为“小邹鲁”。西汉末年，北方战乱频仍，大批士族、农民、手工业者避乱到江南，加快了中原文化与越文化的融合，也促进了义乌文化教育的发展。之后，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战乱和移民而出现的文化南移现象较之西汉末年更为普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义乌的文化和教育事业都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

因为时代久远，史料堙没，义乌教育的发展脉络已难细考，只有零星记载。据古《义乌县志》载，孙吴时期，乌伤人士骆统，字公绪，官任濡须督，曾经师从以儒学闻名的江东丹阳人唐固。“县古有学，肇自元魏”。北魏年间（386—534年），乌伤诞生了最初的官办县级教育机构——县学。南朝时期，齐国楼幼瑜，字季，长于《礼》学，著有《礼捃遗三十卷》与《文集六十六卷》、《隋书经籍志注》，聚徒教授，不应征辟。自隋唐起，浙江的教育才真正兴盛起来，义乌的教育也随之得到发展。唐武德7年（624年）乌伤改称义乌，至今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

随着宋室南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浙江大地成为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地区，太学、宗学、武学、医学、画学等中央官学陆续建立，各地所设的书院也多达190余所。这一变迁也为义乌文化和教育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得各种学派和教育思想蓬勃发展。义乌儒学的发展也从南宋时期开始兴盛，崇祯《义乌县志》之《儒林》、嘉庆《义乌县志》之《理学》，均始自于南宋时期。由于山川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儒家学说学习与传播，义乌自成系统，历代学人在儒学领域中默默耕耘也多有建树。

同时，在全国统一的制度保障下，义乌的教育制度也日趋规范。以讲授理学或学习制艺为主的书院也在义乌纷纷设立。历代有东岩书舍、滴珠书院、绣湖书院等近20所，尤以明代最盛。书院的设立对于丰富义乌的学术思想，推动当地的教育进步和经济发展都有积极意义，科举入仕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从明代建立至清代结束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成熟走向衰败，直至灭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前半段，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思想都达到了空前的成熟，在这样的大背景和中央集权的统领下，唐宋以来的教育思想、教育政策和制度得到了继承和巩固；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吸收前朝统治的经验教训，把封建专制更推进了一步，通过强化思想控制、发展官学和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等措施来实现教育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目的。在这个过程的后半段，由于封建统治的衰退、思想界对传统封建思想的反思和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出现了“崇实黜虚”的实学教育思潮，并在全国逐渐产生了效仿西学的新式教育。

始兴于元代，普及于明清的社学以官民结合的地方学校形式，对推动义乌的教育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学以民间子弟为对象，“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明崇祯年间，义乌有著名的“龙门大社”。

义学、私塾（义塾、家塾、族塾、学馆等）等蒙学机构是发端最早，存续时间最长，城乡分布最广泛，也是最基础的教育组织和办学形式。义学为“广励人才、俾贫而无资者皆得有所成就”而设。清时，义乌乡贤自编方言教材《谷米豆麦》供私塾蒙童和农民识字速成之用，咸丰年间已广为流传，堪称一绝。私塾这种最普及的办学形式直至民国30年（1941年），因现代教育的引入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义乌地处崇尚实学的浙江腹地，虽然经济并不够发达，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支持也相当有限，但由于有深厚的传统教育思想基础和众多热心于教育的社会贤达，又深受实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其明清时期的教育状态始终没有滞后于全国的发展，在某些时期的某些方面还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鸦片战争以后，宁波、温州相继开埠，一方面，纷至沓来的传教士从沿海逐渐深入内地，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另一方面，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感受到了西方教育的科学和进步之处，开始把目光从古圣贤的经典转向域外教育模式，希望借此寻求中国富强的良方。在此双重力量作用下，以1900年吴源创办的“民义学堂”为标志的义乌新式学堂的诞生，拉开了义乌近代教育的序幕。之后的数年间，由私人创办或由地方官府资助的新式学堂在义乌遍地开花，这些学堂多利用原先的书院、学塾旧址及宗祠等改建而成，为义乌的现代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过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荡涤，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不仅有了较为完善的教育管理体制，各级各类教育也初具规模。义乌在民国初期和中期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后期因连年战乱，教育事业举步维艰。民国2年（1913年），县政府连续创办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县立高等小学，使县立高等小学达到5所，还有大批私塾被改良为现代学校。民国16年（1927年），县政府通过向社会劝募、开征附捐等方式筹措经费，创办第一所初级中学——义乌县立初级中学，使义乌教育又迈上了一个台阶。至民国26年（1937年），义乌已有普通小学274所，改良私塾161所，一年制短期小学54所，教会小学1所，共计各类学校490所，小学生23911人，初步形成了新式教育的雏形。

从教育实体来看，初等教育占据了义乌近代教育的主要位置，为义乌的人才培养发挥了奠基作用。中等教育实现了普通中学教育、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多元化，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中等技术人才和合格的师资。高等教育在近代的义乌还是个空白，而民众教育一直受到重视，成为义乌近代教育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同时，由于义乌地处经济相对落后，信息相对闭塞的浙江腹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旧教育体系处于混合过渡阶段，甚至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根本无教育体系可言，基本是地方政府和民间贤达依照各自对教育的理解来展开各种教育活动。直至中华民国成立十多年后，近代教育体系才逐步形成，新的教育体系包括新学制的逐步定型，教学内容在设置上的逐步完善，西式课堂教学方法的逐步引进和消化，对学生思想和行为规范教育的重视，教育管理、教育研究和教育监督机制的形成等。在义乌，一批热爱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也主动投身到教育体系的建设之中，使义乌近代的教育事业风声水起，硕果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