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IPPA新选举出来的主席，你个人有什么样的目标去改变积极心理学或是IPPA？
过去几任主席，Ed Diener和Antonella Delle Fave，他们干得很棒，因为接手一个新生的协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IPPA是2007年创办的，所以我们才4岁。这就像是带小孩，要尝试确保小孩知道如何行走。他们干得非常棒。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继续走他们的路，同时做出一些能帮我们进步的改变。
我们正试着做的有很多事情。首先一个目标就是去改变前端办公室（“front office”），这样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就更有效率。这包括吸纳一些更多的人和我们一同工作，成为我们的会员。第二个目标是促进我们协会中的“草根运动”，确保不同国家的人、每一位个人会员都感到他们真实地是IPPA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正在创立“分部”的过程中，正像是APA那样做的，这样人们就能感到（分部）能与他们正在做的东西和他们想从协会中得到的东西产生共鸣。因此，我们有的不仅仅是2500名IPPA成员，我们也将会有处理健康、教育、组织、临床和教练心理学的分部。每一个不同的分部都会有主席，人们会感到他们属于IPPA中的某个专门化的社群。第三个目标与知识的传播有关。这是通过不同手段达到的，例如每年我们会出4期通讯，一直在进行“‘积极心理学领导者’系列”（David Pollay做得很棒）。我们也在考虑在IPPA的编辑之下出版积极心理学的期刊或者系列书籍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说，我们正在考虑与我们的会员产生连结并传播相关知识的不同方式。最后，或许也是我们尝试做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帮助全球的国家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协会，这样这些国家协会就能成为IPPA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自主的团体，最终使积极心理学真正全球化。
您是否能列举一些国家，你帮助过或者正开始帮助他们，作为一些例子？
不同国家——很明显美国，英国和新西兰是先行者——但实际上俄罗斯也是。还有一些主要是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西班牙，委内瑞拉。现在，就在我讲话这时候，巴西就正在举行一个积极心理学会议（2011年9月）；加拿大也正在建立它自己的积极心理学协会，并且在2012年7月会开办它的第一次会议。所以它到处都在生根发芽，而这正是它令人兴奋的地方。当你尝试建立一个协会，你会以谁为榜样？IPPA！因此我们在这里提供帮助，试着做各种事情。我们已经帮助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建立协会，我们也更乐意再次这样做。因此我想我们的角色就是为人们提供帮助。
对于您希望看到建立起积极心理学协会的国家，您是否有一个计划？或者，您更多是等待某个特定国家接近您寻求协助？
呃，很明显，我们希望看到所有国家都参与进来。我们正尝试做的是放眼全球，看看正在发生些什么。James Pawelski作为执行主管，在这方面做得很棒。比如说，James现在正和Martin Seligman在巴西（Seligman是个非常棒的积极心理学大使）。我们正在审视巴西的情势，同时尝试对他们的协会提供任何形式的我们所能提供的帮助。明年夏天（2012）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南非。所以通常是某个国家的人们联系我们，我们为他们提供信息，然后来回讨论，然后在某个时间我们就到他们那里去尝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就是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做的。
很多人想知道积极心理学在国际层面，在国与国之间有何不同。因此我想知道，从您的视角来说，哪些国家是比较强的国家，正在引领道路，而哪些是正在追赶上来的？
有些国家像西班牙，比如说，有Carmelo Vazquez正在做很多不错的工作。新西兰有一个很有活力的国家协会，你自己还有很多人都在里面。澳大利亚有Dianne Vella-Brodrick和Tony Grant等人，也做得非常好；他们非常厉害也做了很多贡献，不仅仅是对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是对IPPA。因此澳大利亚很强，而且有趣的是在很多方面都比较强——比如说教练（coaching）和科学研究部分。这些国家，我认为，在某个时候会引领道路。我刚刚就在跟澳大利亚的某个人交谈，这个人想要在大学里面建立一个全新的积极心理学中心。这还没定下来，但他们想这么做，所以我们在试着怎么帮他们解决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上一次会议，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积极心理学会议是非常令人满意的：看到那么多人带着那么多思想参会，以及那么多人想要把积极心理学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并确保他们能够做一些在会议结束后还能够持续下去的工作。这正是我们看到的，而且为之兴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