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秀梅
题记：我的堂嫂雪玲来自印尼。1994年3月中国台湾通过《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合作纲领》政策，让许多经营困顿的中小企业主与农户搭着“南向政策”的顺风车到了南洋。我大伯公的长孙发仁原在家乡美浓种木耳，他跟他的伙伴想把技术外移，但是投资不力，做起了外籍新娘的中介者，把雪玲介绍给自己的堂弟。
少女时代的印尼记忆
她的家族是各种南中国族裔的混合。
“我是家中的老大，家里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妈妈做生意，有请用人来照顾我们。但是妈妈的兄弟姐妹很多，家里生活较困苦。我舅舅也会来我们家住，帮忙照顾我们。”她说。雪玲的爸爸和18世纪的印尼加里曼丹的传奇人物罗芳伯是同乡。
她的妈妈则是坤甸城镇里的人，是家中的老大，有八个兄弟姊妹。妈妈念华侨学校到初中时就终止，因为外公再娶，二姨太生了一个小孩，她要帮忙带弟弟妹妹和小姑姑。雪玲的爷爷是从中国大陆的广东梅县过来的，奶奶是印尼出生的华人，家族成员在百年间陆续有人回中国大陆念书。她的外婆是潮州人，外公是梅县客家人，外公的第二任妻子是海南人。和中国台湾汉族一样，印尼华侨称印尼当地人为“番人”，不过雪玲的祖上一直都没有和当地人通婚。
“我妈妈会说潮州话，她没念过印尼书，印尼话是嫁给我爸爸之后做生意时学的。妈妈很能干，工作很忙，请了一个婆婆来照顾我妹妹。爷爷在我爸爸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在大陆那边也娶了一个老婆。奶奶在乡下卖冰，是当时坤甸乡下第一个有冰箱的人。爸爸是家中唯一的男生，妈妈嫁过去，奶奶很挑剔她，常常欺负我妈妈，例如下雨时不收我妈妈的衣服。妈妈家比较穷，有时候外公、舅舅做客，奶奶都念东念西的。不过奶奶生病了，妈妈还是尽心尽力地照顾她。姑姑家比较困难，我们都会帮助她们。妈妈教育我们‘人在做天在看’。奶奶77岁去世，她一辈子都待在坤甸乡下。我们乡下的番仔（印尼原住民）有些也会讲客家话，那边做生意的华侨，多少都会讲印尼话，潮州人就比较少会说。”
雪玲生命中遇到过两次“排华事件”，她父母经历得更多。“因为妈妈家里小孩多，要出来赚钱，她就到乡下做生意。妈妈之前在乡下教书，当时念到初中就可以教书了，印尼很缺少老师，能念到初中就很厉害了，爸爸也是念到初中，他们都是念华人学校的。妈妈嫁给爸爸的时候，印尼就开始‘排华’。”
“大约是60年代，政府纵放印尼人抢华人的东西，华人的东西都被抢光，中文书必须埋在土里。老家的房子有暗门，也曾被人家给撬开。70年代我还小的时候，当地土人想要对付我们。我看过三个不同族群的人联合打华人。乡下比较多‘排华’的事情发生，所以妈妈叫我们先和亲友一起去雅加达。当时我们不敢离开大人，还是留在乡下。有一次乱了，我们就跑去警察局躲着。妈妈也曾带我们离开乡下到城镇区一个月。我爸爸不怕，奶奶也不怕，没有离开乡下。”
另一次“排华”经验较为清晰。“我们跑去坤甸城镇区，妈妈那边有亲人，我们小孩住在那边，伙食费自己付。小学毕业之后，妈妈叫我到都市念初中，我不太想去，因为不想离开家里。妹妹很高兴地去了，她住在都市的舅公家，妈妈比较放心，有交伙食费。因为是‘排华’的原因我们才会去都市的，不然我妈妈也不太愿意我们离开。”
妈妈经历太多苦难，希望长女以身作则离开乡下，追求更好的人生。“我妈妈很怕我嫁给乡下的番仔（印尼原住民），因为种族不同，习惯也不同。但我的小时候的同伴都嫁给当地的番仔，所以初中毕业后妈妈就把我送去雅加达。从邻近都市到雅加达坐飞机要两三个小时。妹妹初中毕业之后，高中也是去雅加达读的。当时跟着两个阿姨和一个同学住在那里。”
跨国婚姻与三位子女的诞生
1998年苏哈托倒台，印尼社会大乱，著名的“黑色五月暴动”（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上千人死亡，不少华人女性成为种族仇恨的替罪羔羊，遭受强奸、轮奸、杀害，这个事件挑动人印尼华人的神经，加上雪玲年届三十，在双重压力下，生命有了重大的变化：
“我一个礼拜上班五天，大约是年底，有十几天的假还没排休。我一边工作一边进修，那时候没有想嫁人，但是阿姨和舅舅一直劝我要嫁人。跟我年纪一样的看不上眼，比自己大的男生和比自己小的又不喜欢。那时候公司很多女生三四十岁都还没嫁的很多。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很快乐，有固定的收入，自己的钱又花不完。工作几年后，我已在雅加达买了房子，头期款是妈妈帮忙我缴的。所以生活很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有时候放假就跟阿姨她们一起去逛百货公司。”
这10天的假，决定了雪玲的下半生。“我那时候快30岁了，我妹妹说我不嫁她也不要嫁。结果妈妈就帮我去算命，说如果太晚嫁的话，是当人小老婆的命，所以那时候就答应相亲了。听说相亲的对象在高雄工作，我有一个姑姑嫁了去基隆，所以先向她打听。以前我都是读印尼的经济报，看到台湾的经济还不错，可是我也没有想很多，放假期间，他的堂哥来，有人就怂恿我去看台湾的对象长得怎么样。当时我想说自己会讲客家话，语言应该通。”
未婚夫离开雅加达回台湾后，两人有通信。当雪玲终于来到美浓时，她说：“那时候觉得这里是很乡下的地方，我有点吓到。妈妈怕我退婚，还特地跑来一趟。妈妈很鼓励我们嫁出去，做一个中国人，印尼人听到我们说客家话，会排斥说我们是中国猪，滚回中国去。在雅加达坐公交车的时候，长得比较白一点就会被人家抢，很可怕喔。所以有时候加班，公司的车子没有开，我都坐出租车不敢坐公交车，出租车很贵。我问过嫁去基隆的姑姑，她说台湾那边治安比较好。”
妈妈陪伴雪玲在美浓准备结婚的两周充满着张力。堂哥受不了朋友、邻居异样的眼光，想要退婚。因为当时台湾农村男性若是迎娶东南亚妇女，会被认为是“鲁蛇”（loser，失败者），不过后来在堂姊妹的鼓励下，堂哥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