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作为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素来被后世学者热衷研究，他的处世哲学，从政艺术和对外思想等，也渐渐浮出水面。这些特质在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诸多思考的依据，更让很多人得到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当然，由于牛僧孺的从政生涯几乎经历了整个晚唐时期的党争，牛僧孺的名字一直以来都与党争联系在一起，并且通常和李德裕的“李”合称为“牛李”。不过，牛僧孺作为一代名相，自然有其独立的人格和信仰，这才是他在晚唐历史中大放异彩的原因所在。
思想与主张
一般认为，牛僧孺是一个坚定的儒家信徒，他本人也时常以儒家自居，史料更是记载他“不喜释老（即释迦牟尼和老子，在此代指佛教和道教），唯宗儒教”。在此基础上，牛僧孺也受到了当时的革新派思潮影响，因而在他的政治主张中还有改革图新的成分。牛僧孺认为，命运是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因而无论是天子治国，还是人臣为政，都应该积极面对，全力以赴，不应该消极懈怠，犹豫观望。唯有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天子和大臣才能各行其道。简单来说，牛僧孺相信人定胜天，只要肯努力为之，并且顺应基本的规律，即使是国家命运和历史趋势同样可以改变。
细细究来，牛僧孺的思想基本继承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理论，属于唯物天道观的哲学范畴。不过，牛僧孺并没有将“人道”和“天道”纯粹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他指出，“天道”具有一定的发展规律，人一旦弄清并利用这种规律，就能够无往而不利。因此，牛僧孺虽然提出了人定胜天，但是又说明人必须遵循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也就是所谓的“人道”。当时的著名学者柳宗元非常推崇牛僧孺的学说，并且号召大家进行学习，足以证明牛僧孺在当时的哲学界亦占有一席之地。
唐中期之后，各类宗教开始盛行，“因果报应”学说被民众普遍接受。而牛僧孺作为当时社会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对这种学说予以了辩证的解读，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也可谓一个重要的创举。他据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学说为依据，表明人不能不辨是非地滥用善心，更不能对什么人都心存善念。比如面对一个十足的恶人，最好的方法是让他得到惩罚和限制，甚至是将其处死。如果对他一味仁慈，非但无济于他的向善，还会助长他的邪恶，同时也会为自己招致更大的灾祸，所谓“对敌仁慈就是对己残酷”。牛僧孺的这一学说，在愚民政策风行的古代社会，无疑是一股逆流，同时也是一泓清泉，为当时社会的人们学会独立思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与此同时，牛僧孺还是一个无神论者，这同样继承自儒学大家荀子的学说。由于古代社会科学相对落后，很多自然现象都无法被人类理解，因而一些别有用心者便将这些现象伪造成天意神迹，从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此，牛僧孺在《象化》一文中指出，人类的活动受自然的影响和限制，而并非受神的影响和限制。比如古代社会的人们相信龙能化雨，因而一旦遇到大旱年头，就会杀牛宰羊祭祀龙王，希望上天能够降下雨露。牛僧孺据基本的农学知识表明，每年之中降水都是有其固定规律的，什么时候降雨，降下多少雨，总归不会相差太多。与此同时，这种相差的时间和雨量也有规律可循，即每一甲子年内，其变化规律是基本不变的。
接下来是关于人性的论述，牛僧孺的观点更加具有先进意义。众所周知，人性是人类社会活动之根本，因而自古就是哲学家研究的核心内容，而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基本各占了人性理论的半壁江山。牛僧孺结合二者的理论认为，人性根本无所谓善与恶，而是与利益存在着必然联系。简单来说，如果不涉及自身利益，每个人都可以保持善良之心，而一旦牵扯到自己的利益，则多半会被邪恶之心蒙蔽。比如弟弟遭到外人欺负，哥哥当然会挺身而出，但是一旦哥哥与弟弟之间发生利益冲突，自相残杀的激烈程度往往会超过与外人相斗。牛僧孺据此提出，凡事都要遵循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质，尤其是统治者推行各类政策。
再者就是牛僧孺的历史观，简单来说可以总结为六个字，即“重人事，轻天道”。牛僧孺认为，无论是朝代的兴衰，还是政权的更迭，最主要的因素都取决于人，因而他在《讼忠》一文中写道：“支坏非天也，兴衰由人也。”如果主明臣贤，天下之人都会亲近朝廷，那么国家的兴盛繁荣就指日可待了；而如果主昏臣庸，天下之人就会疏远朝廷，那么国家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因此，如果君主想要国家昌盛，必须遵循“亲贤臣，远小人”的基本规律，以便取得最广泛的民意支持。为了帮助统治者辨别良莠，牛僧孺还引经据典，列举了诸多贤臣与小人的特点，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