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在佛光山台北道场举行海峡两岸学术会议,我应邀和学者们座谈,席中一位教授说,目前中国大陆有一批学者专门研究“人学”,他就是其中之一。我闻言愣然,民众们逐渐觉醒“物”以外还有“人”的存在,“人”才是世间最重要的学问。我告诉与会人士,光是在表面上研究“人”还是不够的,必须还要研究“心”,因为人是色与心和合所成,必须将物质与精神调和,才能彻底将“人”做好。人学的重要,诚然不虚。
记得小时候,外婆送我到私塾上课,第一天老师只教我一个“人”字,此后把“人”做好成为我一生的目标。所以我先从孝顺长辈上做起,为了孤苦的母亲,我将平日的零用钱、过年的压岁钱节省下来,给母亲买点心回家,让儿女们的欢笑声冲淡母亲内心之恸。年过六十,我与分离四十载的母亲晤面之后,便设法迎养孝敬,晨昏定省,并效法老莱子彩衣娱亲的精神,承欢膝下。甚至我爱屋及乌,尽量为舅父、兄弟姊妹解决问题,使得大家和谐安乐,好让母亲安心。
十二岁出家时,师父志开上人送我到佛学院念书,我进一步了解心是万法之源,学做“人”必定先要调心。由于体会到心中有“人”,为“人”着想是做“人”的先决条件。所以,为了让师父欢喜、放心,我精进奋发,力争上游;为了让担任住持的师兄在寺里专心管理寺务,我经常下山走上百里路程作经忏佛事,来往于土匪出没的村落之间,并且自愿在春节前夕挨家挨户募化道粮。在隆冬之际,我将仅有的一件棉袄送给同窗宏度,又把难得的一件长衫让给好友煮云,我深深感受到“人”与“人”之间若能相亲相爱,宇宙何其宽广。
来到台湾,信徒日增,为了他人的需要,我可以说是日日为人辛苦,日日为人忙碌。朋友一通来访的电话,我倚门遥望,扫榻以待;信徒们有丧葬佛事,我在忙碌之中,超速开车,及时与会,拈香说法;承诺的结婚喜事,即使在偏远的乡下,在淋漓的雨天,我也穿梭于雷电交加的羊肠小径,设法到达,为其祝福盟证,甚至日后还要关心他们生儿育女问题。像蔡固议居士一家三代,都是我为他们取的名字;郭本云的五个儿女,李一平的三个童稚,我代为养育多年,后来干脆扩改为育幼院,专门收养一些龙的传人。在人群大众中为别人奔波辛劳,我一点也不觉得苦,因为我从“人”的身上,学习到谦和忍耐、慈悲包容的美德。
一个年轻的弟子曾经和我说:“一般人到年老的时候像一个排球,儿女们都推来推去,不愿照顾,但师父却像一个橄榄球,天下的儿女都喜欢过来拥抱你。”我想这是因为我很注重“人”际之间的尊重和谐的缘故吧。平常我们都知道晴天时要准备雨伞,春夏时要积谷防冬,“人”,也不能短视近利,而必须在平日培养善缘,为永恒的未来着想。我一生秉持“你大我小,你好我坏,你有我无,你乐我苦”的原则处世待“人”,再怎么吃亏,也不轻易破坏“人情”,结果我给别人欢喜,别人也张开双臂,对我表示欢迎。
有时候信徒以为我会看地理风水,就问我这块福地好不好。我一向提倡“处处是好地”,因此都说:“好。”并且不断祝福他吉祥如意,一直等到他平安顺利,才把心上的石头放下。有时候信徒有婚嫁喜庆,问我这个日子好不好,我一向主张“日日是好日”,所以都说:“好。”心中祝福他良辰吉日诸事顺遂,但仍然等到获悉他们感情和睦,家庭幸福,自己也才安心。“人”是重要的,“人”之性,在有所得。虽说多付出一些关心,但能保持深厚的情谊,自觉还是收获良多。
对于千余名出家弟子,从实质上的给予到精神上的启发,从硬件的建设到制度的拟定,从生活的教育到思想的开拓,从个别的开导到大众的普参……我都竭尽所能,苦口婆心。雨是普润大地,惟树有大小之分,滋润的程度就有不同;同样的,法是一味平等,因“人”的智愚有优劣之别,接受的多寡也就有所差别。像有些弟子并不要我关怀,一心只想奉献常住,服务“人”群,他们假以时日,将成为佛门的龙象,教界的栋梁;但有些弟子既要别人关怀,而自己一点也不帮助“别人”,只想自了,平静安度一生;有些弟子只希望“别人”对他好,自己却不愿付出;更有些弟子只会嫌弃“别人”,即使对他再好,他也不知足满意,他们尽管才能优越,但由于个性使然,无法做到“人”和,想其前途也就大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