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与佛光山合办敦煌古展，在筹备工作上十分尽心卖力的胡嘉华小姐曾对我说：“大师！您是因为慈悲才到红尘里来的！”对于她的过誉，我愧不敢当，倒是这句话引发了我的思绪，使我想起五十多年前，我刚出家不久，合尘法师曾说过一句话，自觉深得吾心，那就是：
“一个人宁可什么都没有，但是不能没有慈悲！”
我觉得，慈悲是做人本来应该具备的条件。
我自幼就极富慈悲心，总是想尽方法补救那些不完美的人事。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讲了一个故事，主角是一个孤苦无依的老公公。我听完以后，竟然难过得躲在桌子下面哭了起来，并且央求家人一定要去救济他，任由大人们劝解哄骗，都没有办法阻止我的百般纠缠。直到深夜，家人拗不过我，只得买了一份礼物，陪着我去送给外公，我才肯罢休。
及至稍长，十岁那年，父亲为了维持生计而远赴他乡，经年累月都不在家，某日突见他返回家门，我想到他日夜辛苦，不禁悲从中来，泪水夺眶而出。此后，我便四出寻找零工，帮忙补贴家用，希望能借此减轻他的忧劳。
后来，母亲长年卧病，我为了让她欢喜，每天都在工作之余，蹲踞在她的病榻之前，为她念七字段的小书解闷。母亲不识字，但我念错时，她会纠正我。家中大小事务，我也自动打点妥当，不让她操心。乡人们都夸赞我是个孝顺的孩子，而我只觉得这是人子应尽的一点心意。
十二岁，割爱辞亲，人寺出家以后，我奉师长如父母，视同窗为兄弟，恭敬礼让，为服其劳；我以教为命，以众为我，牺牲奉献，不为己求。自觉在慈悲上有更深的体验，这才感受到慈悲并不是一个定点，而是情感的不断升华。
记得刚到台湾那年，我巧遇同参性如法师，只见他两眼深陷，气若游丝，交谈之后，才知道他已经是第三期的肺病患者。当时医药还不发达，得了肺病等于宣告绝症，大家都害怕传染，不敢亲近。只有真念法师和我无所畏惧，不时前往照料，每天还仔细地将枇杷叶上的细毛洗净后，熬成药汁，喂他服食。这时适逢道源法师开讲《大乘起信论》，在当年缺乏弘法的台湾，可谓甚难稀有。真念法师有心闻法，但又听不懂国语，我遂自告奋勇，将听讲的手抄，连同自己搜集的许多相关资料，每天整理成上万言的笔记，送来给他参考。我虽然为此忙碌了一整个月，但是看到真念法师满心欢喜，性如法师病体渐愈，我自己也感到高兴极了。
月基老和尚曾经是我就读栖霞律学院时的院长，我为了报答他当年的教导恩惠，不但将自己参与筹建好的高雄佛教堂交由他住持，并且奉养照顾，常常三更半夜送他就医，为他付费疗病，直至终老。他往生以后，道场却立即被他人占有。许多人义愤填膺，纷纷口诛笔伐，吁请我出面收回，我不但不计较，甚至交代依严法师，将老和尚生前积蓄的一千数百万元，全部交还栖霞精舍。
在佛光山开山之初，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斯里兰卡的法师在当地筹办大学，希望我伸出援手；一位老法师曾向我借款八十万元，我万般筹措给他，事后他却说：“我只是试试你的诚意。”在新加坡的一位法师建社会福利中心，要我认捐两间房间，我虽阮囊羞涩，但都念其是长老或是同道，设法为其筹款解困。孟加拉、锡金、尼泊尔、拉达克、印度等地的佛教机构，来函表示他们缺乏经费建设教室、兴设图书馆、修复道场精舍……我那时虽然自身困难，也都竭力捐输，以尽佛子微忱。
经常有人见我一生兴办许多佛教事业，很好奇地问我：“这些是否早就在您年轻的时候，都预先在脑子里计划好了？”其实，说来恐怕有人不信，这些事业当中，有许多是一念的悲心所成就的因缘。例如，由于不忍年事已高的阿随姑独自一人照顾佛堂，我四处筹款。在那里我成立了“佛教文化服务处”，开始着手推动佛教文化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