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养育我们的辛苦之地
淮河下游，是苏北的盐城、阜宁、淮安和宝应一带。或许出于地理位置的考虑，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下河地区”。千百年来，洪泽湖和滚滚逝去的淮水见证着苏北儿女饱受的苦难。
公元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东京留守杜充为阻挡金兵继续南犯，在河南滑县西南决开黄河，致使河道东侵入淮。汹涌的黄河携带泥沙、以强凌弱，在下游形成了淮河水系最大的湖泊——洪泽湖。
从公元前246年到1948年的2200年里，淮河流域平均两到三年就要发生一次水灾。而洪泽湖由于多年泥沙淤积、加高加固，湖底逐渐高于淮河河床，形成“地上湖”，一旦堤坝绝口，洪水便以汹涌万钧之势冲下，吞噬村庄，泽国千里。
洪水使水网散漫密布，退去后又为虫灾滋生了温床，下河地区曾经是蝗虫最频繁集中的区域。据《淮阴市志》记载：“咸丰三年（1856年）春夏，宿迁、安东、桃源、盱眙、山阳大旱，飞蝗蔽日，食尽禾苗。”《泗洪县志》载：“民国16年（1927年），沿湖星虫遮天蔽日，落地足有5～6寸厚，所到之处，庄稼荡然无存。”
更可叹，兵家也把“下河地”作为必争的战略要冲。我国战争史上的南北对峙，这里每每成为激烈的战场而惨遭蹂躏。南宋经学家胡安国曾这样总结到：“守江必须先守淮，淮东以楚州（今江苏淮安）、泗州（今江苏泗洪、盱眙一带）、广陵（今江苏扬州）为表，可遮蔽建康（今江苏南京）与姑孰（今安徽当途）。”同样的道理，北方要想夺取江南，就必须取得淮河。下河之地等同于南京的最后屏障。
好戏来自于对生存的呐喊
在这样一个被命运掌控的地方，怎么可能有四方辐辏的繁华大市，怎么会有优雅别致的亭台楼阁？水患、虫灾、兵燹足以载入史册，但这背后却是终日里耕作人民的血、泪、伤。
在这样一个与命运抗争的地方，弯躬的“艺术家们”一束一束地下着秧苗，“泥腿子”既让他们憧憬着丰收的喜悦，更使他们担忧刚刚播下的幸福会被即将到来的“舛魔”一扫而光。
但他们既没有趴下，也没有拔腿，他们把对生活的坚强在心灵中升华为倔强，而要真正实现倔强并从中得到对自我的鼓舞就必须外化为向苍天大地挑战的宣言。
真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你听，那是割稻的男人嘹亮有力的号子，那是锄薅的健妇酣畅淋漓的田歌，那是放牛的儿童欢快无忧的哩唱，那是挑担的家翁稳步持重的嗨调……
当然，本质力量尚不强大的人们并不愿意与命运做完全的对立，他们多么希望命运能够青睐自己，摆脱痛苦的折磨。同时，古老的楚文化在下河地区留下的巫傩之术，使人们找到了向神灵祈求的途径。“香火会”正是流传于盐、阜地域的一种巫傩活动。而与其他地域不同的是，祷告的内容并不是请仙祈福，而是驱鬼酬神，这当然与人们遭受到的深重苦难冥冥暗合。
“香火会”上，“作法”的僮子充当着巫傩的角色，他们同样也饱尝生活的艰辛，对念忏的口齿清晰、韵味醇正被当作职业规范不懈追求。后来，巫傩的活动不断完善，不但有锣鼓伴奏，还要穿插表演为民请命的历史人物。围绕祈愿的香火，越来越像一台“苦命人”演给“穷苦人”看的“苦情戏”，僮子们也就蜕变为实际意义上的说唱艺人。
还有，就是那些彻底破产的农民。或许是感到，神灵已经完全抛弃了他们，他们便把祈求的手伸向了世人。因为几乎找不到合适的路口或街市，门前讨饭便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但紧闭大门内的主人是不会轻易动心的，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饭者声腔曲调的形式和内容。人们管这样的人叫“唱门叹词的”。至于后来有人说是门“弹”词，则是对握有弹拨乐器艺人们的曲解了。
苏北大地上，秧歌号子、香火戏、门叹词正是淮剧艺术的滥觞，他们相互借鉴、相互糅合，使淮剧颇具雏形。待到徽班来到苏北，淮剧吸收了大量徽剧的艺术表现形式，在高亢、壮美的淮调、下河调、靠把调等传统曲调的充分运用下，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剧种走上艺术舞台。
怎一个“苦”字了得
“诉苦情”——是淮剧最大的一个特点。
围绕“苦”，这个与台下观众产生强烈共鸣的话题，剧作家和演员们总是毫不掩饰地把“富、贵、贫、贱”的人生思考摆上舞台，让忠诚与背叛在台上较量，让坚贞与软弱去相形见绌，让孝悌与忤逆来做出诠释，并通过以德报怨、舍生取义、忍辱负重种种人物形象的典型化起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最终用人性的“善”来调和生活的“苦”，指点出“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生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