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比在一个封闭世界里，国王拥有一百块黄金。而相对于国王的“其他人”，有的拥有二十块，有的拥有三十块，有的拥有五十块……如果这些“其他人”联合起来，他们的黄金加在一起，就足以与最富有的国王分庭抗礼。
又好比另一个封闭世界，国王同样拥有一百块黄金，而“其他人”，则大多只有一两块黄金。这些只拥有一两块黄金的人当然并非不能团结，但团结起来并足以与国王抗衡的时间、机会和成本则远高于第一个样本。如果此时此刻，国王再运用占有的各方面资源，极力阻止“其他人”的联合，那么国王非但不能被推翻，“其他人”成为国王的奴仆就会成为必然的趋势。
如果说，在政权确立之初，在国家民主制度确立之前，这两种世界的猜想合乎中西方经济、政治、历史构成的某种特征，我们便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民主有着自己不同与其他文明的特色路径。
早在战国时期，商鞅的变法改革使秦国日益强大。为了实现“王霸之道”，最大化地积聚国家的力量以打倒对手，对民众的全面控制与调动成了必然的手段。
在“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的严厉律令下，底层的民众就如同被不断击穿的石头，变得松散而无力。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在中国的大地上扎根繁衍，碎片化的民众既有利于政府的管理和政权的稳固，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模式又诱发了民众对自身剩余劳动的占有，极容易调动其生产的积极性，这就是两千多年来专制主义的滥觞。一只可怕而贪婪的怪兽瘫躺在如此经济基础之上。由于民众的弱小，个体若要反抗，其效应恐如蚊虫叮咬，而大联合的可能则因为统治阶层这样或那样对民众分割离间的手段变得异常艰难。
《商君书》中揭示得分明。君王要使用效忠君王并敢于大胆揭发不忠者的“奸民”，来达到控制基层的目的；而并非争取大众拥戴的“善民”，来屈就间接式的传达。连坐法的使用，在鼓励告密的同时让民众彼此间成了相互监视、相互猜疑的路人。历史上那么多的汉奸、卖国贼，绝非中国人天生如此，那是统驭之术的反映，制度压榨出的人性文化。
非但如此，统治者把“家”的概念无限度放大和提升，朕即国家，朕即家长，君权法理性的确立使人们在“亲亲”之上又多了一位供奉千年的图腾，对君主的忠诚是超越、压倒其他任何伦理感情的价值标准，“君格”是升华了的至上家长。《论语》中“有子”的一句话道破了天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从反向上看，富有智慧的统治阶级是利用了对父母孝顺、对兄长友爱的伦理特征，在意识形态领域把君主直至各个科层的官僚塑造成民众的父亲、家长，而这又与他们经济、资源上的调配权联系、暗合在一起，使“君父”、“父母官”有了天经地义的意味。对于广大民众则出现了诸如“子民”、“嗷嗷待哺”之类的奇怪词句。《水浒》的悲剧情结在于宋江受到父亲的深刻影响，而不敢于冲破心中的羁绊，去反对信仰中的父亲（皇帝），这里实在有着中国人深层次的集体心理。
于是，国家经济的“小农主义”、社会管理的“奸民理念”、意识形态的“元父思想”，牢牢控制住貌似庞大却如恒河散沙的民众。既然反抗无济于事，那么就只能俯下身子，听任统治者使唤剥削，转而成为饕餮怪兽的供养者。
每一个小农，就意味着对应一张“血盘大口”。千千万万个被剥削者高举满是血盘大口的怪物，还要山呼万岁，坚称他不朽。
面对浩浩汤汤的历史思索，我们要说，中国人不是太坚忍，如果不到“与其饿死不如为盗死”的地步，便断断不会揭竿而起。可那或许是因为国家的力量太过强大，让暴政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肆意妄为。星星点点的反抗，很容易被各个击破。中国人也不见得太懦弱，五胡扰乱、蒙元统治、满清龙兴，少数民族会如此轻易地统驭多数，只是因为一旦大树的“主干”倒下，根本不能想象孱弱的枝叶会发挥什么抵御外侮的功能，只要这个“次一等不喜欢的人”善于接受小农、奸民、元父的统驭之术，那么民众更可能选择屈从。
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始，如这般民众弱小、官府强大的二元模式便始终没有太大改变。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然而“分”与“合”的循环，并非是庞大而孤独的民众起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作用，却大多是握有经济实力统治阶级的内斗，抑或是统治者与统治者的较量。一个寿命超过百年的皇权会渐渐步履蹒跚，根本源于国家对小农控制的丧失与地方豪强地主对小农攫取、占有之间的内在紧张性。以此矛盾为动力，王朝的更迭呈现出中国古代经济特有的“周期律”特征。而外族的入侵是为了占有土地和小农则更不必再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