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玲分别在32岁、35岁、37岁时生下二男一女，三个小孩全由她带。丈夫刚结婚时在附近帮忙做烟叶的临时工，后来砂石场需要工人，他去应征。但是砂石厂要的是女工，雪玲自愿去工作，当时第一个男孩已经生出来，她请婆婆带半天。
怀第二个孩子时，雪玲觉得很累，没有害喜，过程很顺利，生下来没有坐好月子，因为当时大儿子已经会跑来跑去了。有一次大儿子跑到池塘旁玩掉下去，雪玲跳下去把他捞回来。虽然住在公公婆婆家免去了房租或房贷，但随着两个小孩的陆续出生，夫妻两人的经济负担愈加沉重。
20世纪90年代，随着自由市场的侵蚀，台湾农民的生存并不容易。堂哥种了一阵子的沙漠玫瑰，但销不出去。后来邻居招工，每天需开车一个半小时到高雄市区做电梯装配员，每月薪水2万出头，他也做了一阵子。后来，国营事业“中钢”公司的委外厂商招聘员工，堂哥顺利进去，薪水加倍，但必须住进市区，每个周末才能回家。雪玲告诉先生，他只需负责两个儿子的开销，她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她在地方社团“南洋姊妹会”的协助下，参与政府部门“劳委会”的多元就业方案，每月13500元，而且只上半天工，满足她照顾小孩的需求。
37岁怀胎真是天人交战。原想“两个小孩恰恰好”（台湾的生育政策口号），突然第三胎来临，打乱了夫妻生活的节奏。
雪玲接受了丈夫的意见打算堕胎，但是到了手术室，她决定要把小孩留下来。“我跟印尼娘家商量好了，如果是男孩就送回印尼，让弟弟认做儿子，因为他糖尿病无法结婚，又是家中唯一男孩，罗家才有后嗣。如果是女孩，我要养，我嫁那么远，有女儿贴心，儿子渐渐长大，不跟我亲，连回印尼也不愿意去，我很孤独。”
第三胎怀孕过程比前面两个儿子顺利，生产那天公婆老了帮不上忙，幸好印尼的小妹来玩，加上亲戚万生伯母的提醒，不知怎么落红了，他小叔阿志紧急开车载她到邻镇旗山博爱医院待产。“待了几个小时，我说要回去，医生不肯让我回去，说半夜小孩出来怎么办。医生施行催胎，下午5点生出来了。第二天11点，我要结扎，但是丈夫不愿意签名，怕我把子宫结扎会痛，但是，我想一次处理掉担心又怀孕的事，我单独进入开刀房，手术完，医生叫我我才醒过来，麻醉药退了以后，伤口真的很痛。”
女儿的诞生，弥补了儿子给雪玲造成的失望，也让雪玲的生命较为完整。她非常乐意陪着她参与各种活动，寒暑假女儿急切地要回印尼雅加达陪外婆和学习印尼话，也强烈地表达了长大后回印尼的愿望。如今女儿已经初中二年级，大儿子刚上台南的南台科技大学，雪玲唯一担心的是二儿子的叛逆青春。
雪玲说：“三个小孩的教养几乎落在我身上。我公婆的观念很落伍，说什么小孩不乖就要打，连丈夫都一样，他从来不跟小孩沟通。我是爱的教育，几乎将丈夫赚来的钱都投资在孩子身上。”但是，爱的教育对二儿子似乎无效，雪玲边说边掉泪：“二儿子读技职专科学校夜间部，我叫他不要打工，他说要自力更生，可是打了工，在学校就打瞌睡，成绩不好。有一天早上7点半，我被校长找去约谈，校长见到我儿子就问你要不要读书，小孩摇头，校长掉头就走。我跟陪我的导师说，校长态度不好，为何他不问，你要不要毕业。”她相信，小孩叛逆只是一时，却不能拿不到毕业证书。
公共参与：加入“外籍新娘识字班”
1995年美浓爱乡协进会成立了“外籍新娘识字班”，让雪玲获得家务、劳务之外的学习渠道。美浓社会地理环境封闭，客家意识浓厚，美浓人传统上多偏好与美浓或六堆乡亲结成亲家。然而自开庄以来，不乏美浓男子与异族群通婚之事。开发早期，由于清廷移民政策使然，拓垦者大多数为单身壮丁，造成娶妻困难，当时客家与福佬族群关系紧张，通婚不为双方社会所认同。
一般乡民对“外籍新娘”的态度，往往有“看戏”的心态，自从男子到东南亚相亲，乡民便议论纷纷，等相亲成功后，在等待妻子归来的期间，亲朋邻里故意问：“你太太什么时候进门啊？”到妻子终于来到台湾，街坊邻居便来探望，欲一睹新娘的真面目。正式结婚后的相处更成了大家茶余饭后闲谈的话题。半年签证期限，“外籍新娘”回娘家的时候，更是考验这异国婚姻的关口。男方及家人多少会担心媳妇一去不返。“你媳妇什么时候回来啊？”变成了见面第一句话，虽是关心问候，却造成当事人心里极大的负担，仿佛觉得大家都预设妻子会一走了之。
后来识字班成员组织了“南洋姊妹会”。南洋台湾姊妹会正式成立于2003年12月7日。六年的识字班（1995-2001年）过程，南洋妇女突破语言困境，也形成社群支持网络（联谊性聚会）。然而联谊性质的聚会，仅能暂时舒缓南洋妇女面对生活困境的焦虑，无法处理实质的困境。于是进一步举办“希望工作坊”，让资深中文班学员讨论识字班该何去何从。2001年，“希望工作坊”达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决议，就是由南洋姊妹每人出300元做基金，分头去寻找合适的房子作为聚会空间。姊妹会创始人夏晓鹃为这段历史下了一段脚注：这次集体行动，使美浓的姊妹们首度有了属于“自己”的集体空间，大家的能量开始汇集，共同打造属于她们的“新娘家”。“借由投入识字班的工作唤起女性志工的性別意识，并培养了她们的自信与集体意识。”关于识字班对志工的赋权，详见吴美云（释自淳），《识字教育作为一个“赋权”运动：以“外籍新娘生活适应辅导班”为例探讨》，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年；夏晓鹃，《实践式研究的在地实践：以“外籍新娘识字班为例”》，《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四十九期，2003年，第9页。
美浓的妇女过去透过水圳洗衣或集体农事，发展出自己的公共空间，可以暂时解除家人的拘束与监控。新移民女性的族群特殊性，无法循着客家妇女的模式发展自己的公共领域。原因有二：第一，她们的聚众集结让家人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第二，她们的口音肤色引人注目，出门在外容易引起指指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