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凡有不解，辄归于神——中国近代自然科学落后之又因（1 / 2）

任何宗教对科学的发展都有阻碍作用，善恶报应在这方面的影响也极显著。因为在报应观中，最根本的就是以人事影响天然的那种巫术的成分，认为人的行为绝对地决定了事物的过程或结果。假如皇帝仁善，必然会有丰年，天一定会降福；反之，就会出现灾异，以示惩戒。一般人只要虔心行善，也会获得天神佑护，自身福寿可望，子孙昌盛可期。反之则遭罚。这种信念，使人们醉心于神奇和超自然的事物，越来越深地陷在错误之中，对于一切自然现象——风、雨、旱、蝗、山崩、地震、星殒、日食、严寒、瘟疫、丰收、饥歉等等——只要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不足以解释，就会以神为最终原因来解释，而惰于探索和不承认事件的物质规律性和导致坏现象的真正原因。所以，一旦遇到自然灾害，人们不是去探寻现象的自然原因，不考虑如何以人力胜天，而是不假思索地认为是神的作用，是天帝施罚。举国上下，匍匐祈祷，希冀神灵消灾降福。

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如何通过赈济贫困、收瘗遗骸等好事来感动神灵，通过严洁祭坛、祭品、禁止屠宰来讨好神灵，通过在龙潭中投死猪或扔妇女敝屣和臭裹脚布等秽物来振触神灵，通过自我惩罚乃至自焚等手段来威胁神灵等祈祷祭祀方式，可谓无所不用心其极，惟独不思虑进行以人力抗御自然灾害的努力。使我们民族的进取精神在一种怠惰风习中和迷信愚昧中衰弱下去，从而加强了人们在自然界面前的软弱无力，阻碍了一切有用科学的发展，使我国社会实际上是停顿在一个漫长的非常不易摆脱的幼稚时代。

清人魏敏果说过这样一句格言：“五伦之外无道，六经之外无文，四书之外无学。”（《清朝野史大观》卷五）这是魏氏的格言，同时也是放之整个封建社会而皆准的通理。只有“五伦”、“六经”、“四书”才是“道”、是“文”、是“学”，才有必要去探究，去阐发，而“六合之外”的一切自然的或生理的疑异现象，则“存而勿论”，或以鬼神报应观破解。《续夷坚志》卷二记载：金代泰和年间（1201-1208），定襄县有一匹马惊逸，直奔县厅将县主簿啮倒，咬至死，伤折之处，惨不忍睹。当时人说：这匹马，不是为鬼物所凭，就是他世报怨。这个马惊伤人事件，就这么简单地解决了。《见闻杂记》卷二记载：明代万历六年（1578）六月，浙江金门卫后所千户金珰家卧室内，“平地涌血如鼎沸，高三尺许，天明凝冻成块。事闻，下礼部议修省。”在今天看来，这所谓“血”，在六月可凝结成块，大概是某种浓度极高的金属矿水，也许是铁矿水。自当迅速探明，以备开采。而当时都以为是上天“示儆”。李乐说：“夫血，阴物也，无故涌血，高至三尺，于人道为小人得志，于刑狱为冤抑不申，于地方为杀戮惨伤之象。”因此，要“修政省刑”，以示知惧改悔。

《阅微草堂笔记》载有这样几件事：清代有个叫雷阳的人，养了几只羊，其中一只忽然人立而舞。当时人说：“羊怎么会跳舞呢，肯定有鬼凭附！”（卷一一）有人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目不能视，耳不能昕，口不能言，四肢不能动，周身痿痹，不知痛痒，仰置床上，块然如木石，仅一息不绝。家人知其未死，按时以饮食置口中，也能咀嚼吞咽。名医也无所措手足，说：“此病身死而心生，为自古医经所不载，大概是业报吧！”（卷九）有个富翁的独生子得了重病，请当时名医诊治，医生说，“脉现鬼症，非药石所能疗也。”竟拂袖而去（卷六）。中医学是我国古代较为发达的一门学科，其尚且如此，其他学科的情形自可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