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塑造伦理型社会人的两种模式（1 / 3）

古代中国人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经由两种迥然相异的教育模式。

王公贵族、达官巨富、地主豪绅，包括一切自食其力而有盈余的各社会阶层，采用的是传统的书本教育的方式，即通过对当时社会公认的教科书的诵习，获得封建社会所流行的各种政治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其他一切为人处世的原则，成为符合封建社会要求的社会人。

书本教育方式，以其表现之不同，可分为若干个层次。

最上者王公贵族，其子弟一般都由国家特别设置的学校进行教育。如汉代的四姓小侯学（另一种名称未详），唐代的弘文馆和崇文馆，宋明的宗学，清代的宗学、觉罗学和景山官学等。这类学校，只收皇室宗族以及外戚勋贵的子弟，间或也接收个别外族贵族子弟来留学。历朝皇帝诸子，大都延请鸿博硕儒专门指导。这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通例。

各级官僚子弟，在封建国家开设的各种学校接受教育。如汉代的太学、隋唐以后的国子学（宋代官学以太学为重点）等。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中央官学，都要七品或八品以上官僚子弟才有入学资格。唐代中央学校有六学二馆，规定最严。国子学，非三品以上高官子孙不能涉足；太学，必是五品以上子弟才能就读（二者实属贵族学校）；四门学，需七品以上子弟方许入蒙。汉代太学生员虽自诩“不以贵族子弟为限”，给人一种似乎“专为平民而设”的假象。事实上汉代统治者设太学，目的在于“养士储材”，而“养士储材”就是为了补充封建统治机构的官吏。太学并非“专为平民而设”，更谈不上什么“平民化”。一些庶民富人的子弟可以在中央官府设置的较低层次的学校就读，如唐代的律学、算学，宋代的太学，明清的国子监，都招收少数“民俊秀通文义者”入学受教。

一般庶民百姓，凡力堪供读者，其子弟可在封建国家开设的地方学校，各类私人书院、私塾，或自己延师教读。由汉至清，封建官府都在各地开设有地方学校，但这类学校招生名额很少。以比较发达的唐代为例。地方学校有京都学，收学生八十人；都督府学，大、中都督府各收学生六十人，下都督府收学生五十人；州学，上州收学生六十人，中州收学生五十人，下州收学生四十人；县学，京县收学生五十人，上县收学生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收学生三十人，下县收学生二十人（《新唐书·选举志上》）。

封建时代各地官府虽然大都设有官学，但招生人数既少，作用式微。就明而言，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三指出：“作兴学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谓作兴，率不过报选生员，起造屋宇之类而已……况今学舍屡修，而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深可叹息。为此者但欲刻碑以记作兴之名，而不知作兴之要故也。”故其非但不能兴学，反为民累。“其中起造屋宇，尤为害事。”因此，庶民百姓凡读得起书者，大多在各类私人书院或私塾就读。宋以后，私学和书院非常发达，招收学生动辄数十、数百，逾千者也不乏其例。如《元史·伯颜传》记载：伯颜创办私学，四方来求学者，“至千余人”。另有不少人，则自己延师或躬自教读。元代的唐仁祖、雷膺，清代的毛奇龄、顾凤毛等，都是由他们的母亲或祖母进行启蒙教育的。昼则奉事朝廷或躬耕？亩，夜则以诗书教诲子弟，是古人的一大乐事。

在封建时代，不论是国家设置的中央官学、地方学校，还是私塾、书院，以及以“耕读传家”的士庶之家，其所教所习，不外乎四书五经六艺，一些初级习字课本如《三字经》、《千字文》等，也无一不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指导编写的。此外，官僚士大夫、书香门第还往往把封建纲常的要旨，以及他们一生实践所获得的经验、教训，制为“家训”、“世范”、“家范”、“戒子孙书”、“治家格言”等，作为训导、教诲子弟的经常性的补充。因此，按这种统一的儒家伦理模式铸造出来的“社会人”，几乎千人一面，万人同风，莫不以“孝亲”、“忠君”、“中庸”为为人处世的根本。你看：

九岁小孩服丧，“哀毁过礼”。《后汉书·申屠蟠传》记载：申屠蟠九岁丧父，“哀毁过礼”，服除以后也不进酒肉。

八岁小孩“不敢毁伤”。《世说新语》记载：范宣年八岁，挑菜时不小心把手指弄伤了，号啕大哭。别人问他：很疼吗？他回答说：“不是因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所以我哭了。”（《孝经·广扬名》：“身体发肤，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六岁儿“母病辄不食”。《唐书·段秀实传》记载：段秀实六岁，母亲病重时，坚执不吃饭，直到第七天母亲病好了，才肯进食。时号“孝童”。

甚至五岁幼儿也知尽孝。《后汉书·朱穆传》记载：朱穆年仅五岁便有孝称，父母有病，辄不饮食，总要到病好后才如常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