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民间接受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吸收的，并按照自己固有的信念和价值尺度去理解、再传播，从而必然使我国古代社会的善恶报应观念及习俗与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二者产生巨大差异。
佛教的因果报应，是从业（行为）引起的果的内在联系讲因果报应的。或者说，是从人的思想意识活动，即从人的认识和感情欲望方面建立因果报应的。慧远《明报应论》说：“是故失得相推，祸福相袭，恶积而天殃自至，罪成则地狱斯罚。此乃必然之数，何所容疑哉。”强调因果报应是“必然之数”，“自然的赏罚”，也就是把因果报应说成是人生的必然规律，宇宙的自然规律。又说：“故心以善恶为形声，报以罪福为影响。本以情感而应自来，岂有幽司……然则罪福之应，惟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谓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响耳。于夫主宰，复何功哉！”认为有善恶之因，必有福罪之果，人有了善恶的活动，由于心的感召，而有福罪的报应。犹有形即有影，有声即有响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并非另有主宰从外面来掌管报应。人人不能逃避自己的思想、行为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虽欲逃之，其可得乎？”
后来出现的禅宗尤其是南宗禅，贵自求不贵他求，重自我解脱不重外在力量的求助解脱。惠能说：“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得建立。”后来的禅僧比喻得更绝，《赵州语录》说：“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真佛”就是指自己的本心，每个人都有的佛性。《临济语录》则斥责那些求助于行善事、造浮屠等外在功绩以求解脱的人是——“自家屋里物不肯信，只管向外觅。”当代日本佛学大师铃木大拙博士以通俗明白的语言指出：佛陀濒近寂灭时，留下一句遗言：“当自求解脱，切勿求助他人。”这句话意味着“人世上并无恩典，并无来自天上的救赎”，“如果有所谓救赎的话，那救赎也只来自自己本身。”（铃木大拙、佛洛姆著《禅与心理分析》）
汉族民间所流行的报应观念则认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论衡·祀义》）“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作善者降百祥，天神佑之；作恶者降千灾，鬼神祸之。天之报善罚恶，捷于影响。”都是说冥冥中有一个明察人类善恶并施以相应赏罚的神灵。这个把握人类生死祸福之柄的神灵，包含三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力量，既蒙冤而死者的冤魂、冥司和天。
古人认为，大凡害人者都要受到被害者冤魂的报复。这个被害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其他任何一种动物，而以人为主。这些被害冤魂或躬自操刀持刃，斩杀仇者；或肆扰仇家，夺彼子嗣乃至仇者性命；或托梦亲人、廉吏，代雪冤屈。种种冤魂报仇雪恨事，千奇百怪，出人意表，不能尽述。《太平广记》卷一一九记载：河间士兵张粗，因酒后失性拔刀杀死经旷，经旷托梦于母，诉说自己被张粗杀害，弃尸山中小溪。其母报官搜捕，全如所言，张粗不得不认罪伏辜。
先秦人认为有“司命之命”。两汉人谓有“阴司”，“过无大小，天皆知之。薄疏善恶之籍，岁月拘校，前后除算减年，其恶不止，便见鬼门。”“恶人早死，地下掠治，责其所不当为。”（《太平经》）东汉时民间有“泰山府君”掌人魂魄和天地水“三官”司察人们生前善恶的观念，东岳神被视为冥司之主，泰山为治鬼之所。魏晋时出现罗酆山（丰都）的说法。《抱朴子·内篇·对俗》有“势可以总摄罗酆”之语。据说罗酆山在北方癸地，山上山下有鬼神宫室，是北酆鬼王决断罪人的处所。后来，随着佛教的影响和道教的宣传，以地藏王、阎罗王主冥间的信仰逐渐兴起并占据了主要地位。
这个以地藏王、阎罗王为主宰的“冥司”，其殿堂屋宇，街市墟落及诸般陈设，与尘世无异，但是它的阴官系统，尤其是对人们所为善恶管理的缜密，远非人间可比。它不但有人们所为善恶巨细必书的“报应司”，有无所不至、专门拘校一干奸人恶汉的“黄衣使者”，更有可以洞察人心腑、验其一念之臧否的极其先进的“业镜”。
宋代民间认为，冥府的大殿里悬挂着一面大镜：“照人心肺，历历可见。”《夷坚志》甲志卷十九记载：泸州合江县赵市村民毛烈，吞没陈祈田产及所质银钱，被引入冥府对质。毛烈以没有券契一口否认，冥吏指着他的心说：“所根据的就是这里，何用券契！”接着把毛烈拉到业镜前一照，清楚看见毛烈夫妇并肩端坐接受陈祈交付质钱的情形。直到清代，民间仍笃信冥府有业镜可察人善恶，巨细无遗。业镜为什么能照人心腑，察人善恶呢？《阅微草堂笔记》卷一六解释道：“人镜照形，神镜照心。人做一事，心皆自知；既已自知，即心有此事；心有此事，即心有此事之象，故一照而毕现也。若无心做过，本不自知，则照亦不见。心无是事，即无是象耳。冥司断狱，惟以有心无心别善恶。”这无疑是我国民间的一种创造。
佛教有八大地狱，地狱刑罚，不外汤鼎油？刀山剑树、吞火食炭之属。而我国民间所述冥府诸刑罚，则倍极丰富，竭尽时人之想象。凡生时巧于应对、谀词颂语、媚世悦人者，在冥府为鬼，虽状貌如人，而鼻下则无口，或遇焰口浆水，则饮之以鼻；凡生时妄自尊大，做鬼则屁股朝上，头折向下，面著于腹，以两手支撑而行——使不能仰面傲人；凡生时城府深隐，人不能测，为鬼则自胸至腹，裂罅数寸，五脏六腑，虚无一物——使中无匿形；凡生时高材捷足，事事务居人先，做鬼则足长二尺，指巨如椎，踵巨如斗，重如千斛之舟，努力半刻，始移一寸——使不能行；凡生时怀忌多疑、喜闻蜚语，变鬼则两耳拖地，如曳双翼，而混沌无窍——使不能听。叛逆者，五木系身；侈靡浪费者，倒悬于桁，饮以腐水败泔；贼杀无辜者，荷以铁枷，曳以铁锁，割剔其股，破其脑，折其胫，断其肱，穴其胸……每一恶者之后，都立一粉牌志其罪，如某人杀生，某人斗杀，某人暴虐，某人偷盗，某人奸淫，某人不孝，某人不诚，某人忘恩负义，某人为富不仁，等等。而且各种罪恶，以类相从，各有专司专人负责，由“报应所”（或称总管司）总赏罚。甚至酷帝和虐吏奸臣也有专狱。岑象求《吉凶影响录》说：黄靖国死后，见冥府中几个狱吏，指着一处说：“这是唐武后专狱。武后恶至大方，用大瓮满贮虿蝎螯她。酷吏奸臣皆有专狱。”若世道薄恶，嗜欲无度，冥司则新置“淫狱”，专以折磨罪人，要人们相互警告，“切须节省，且勿为奸通事”。若世风浮靡，奸佞肆虐，则有“侈靡浮费狱”、“负心背德狱”等。借钱物不还，罚来生做牛马以偿；为子为妇不孝，报变猪狗，雷劈火烧；今生做娼，来世仍罚为妓；淫人妻女，报变女身，让他也尝尝个中滋味。凡此种种，构成了极具民间特色的地狱形象。这座五彩纷呈的地狱，因时而相异，随地而不同。宋代洪迈广收各地报应事例，即深有所感。他说：“岂非地狱者，一方各有之，时托人以传，用为世戒欤！”（《夷坚志》）民间所说的地狱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意旨却是一致的：都体现了古代民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质朴的世俗惩恶心理，都是古代民众赖以评品、褒贬各种行为的道德裁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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