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远近相持，亲疏两用。并兼路塞，逆节不生。夫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基。由此而言，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则上无猜忌之心，下无侵冤之虑。此封建之鉴也。斯二者，安国之基。
——李世民《帝范》
白话
不管是皇族亲戚还是其他与朝廷关系较远的人才，都要一并启用。亲近和疏远之人同时并用，就能堵塞兼并之路，防止违抗中央政令事件的发生。如果分封诸侯实力过强，对其管束和规制不严，就有以下叛上，危害心腹之患；分封诸侯实力太弱，那么朝廷又没有巩固基业的根基。由此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多分封诸侯但是要减少其他们的实力，一方面使他们既能拱卫王室，另一方面又不会有过强的实力与朝廷对抗，与朝廷忧乐与共，利害一致。君主对诸侯无猜忌之心，诸侯对君主没有怨恨、恐惧的念头，这是我从历代分封制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损强抑弱地实行分封制度，是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
家训史话
唐太宗即位之初，农民起义的余散力量同唐王朝统治者之间仍然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另一方面，建成、元吉余党既不甘心也不安心，总想侍机捣乱。武德九年和贞观元年，地方上不止一次发生过局部变乱，这些都给唐太宗政权带来威胁。国内形势并不是很好。
为了尽快地稳定局势，唐太宗必须恰当地协调和处理好各种复杂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在确定用人政策方面，首先要考虑如何正确对待以下三种人员：即秦王府属、高祖时政府机关的官吏、建成的东宫官属和元吉的齐王府属。
秦王府属是帮助唐太宗取得皇位的主要力量，对他们的任用，唐太宗不能不慎重考虑。首先，在唐太宗看来，这些人不一定都是贤才。如果只按关系的亲疏和资历的深浅来确定对他们的任用，便无法“服天下人之心”；其次，在唐太宗取得政权之后，“诸将争功，纷纭不已”，他们依仗自己的功勋，容易垄断大权，把持朝政，甚至把唐太宗给包围起来；再次，唐太宗从尽快稳定局势的需要出发，准备对建成、元吉余党“皆赦不问”。而秦王府属对建成、元吉余党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害怕建成、元吉党人被太宗重用后会分散自己的权益，曾经想全部除掉建成、元吉党人。这种关系如处理不好，容易使矛盾更加激化。
武德年间，唐高祖网罗了前朝的许多贵族士族，让他们参加统治集团。他们往往无功受禄，在社会上享有种种特权。唐高祖沿袭旧制，将皇族子孙乃至童孺都封官进爵，这对才路的开辟无疑是一大障碍。在上层统治阶层中的士族，虽然有的是为唐王朝的建立功不可没，有的也曾支持过唐太宗，但他们在思想上毕竟与唐太宗不是一致的。对于这些人，唐太宗很不放心，既要对他们有所利用，又不能依靠他们。
李建成的东宫官属和李元吉的齐王府属曾经是反对唐太宗的。但是，他们官署毕竟不同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因此与唐太宗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唐太宗认为，他们过去反对自己，乃是“各为其主”。只要自己能对他们“蒙国士之遇”，他们是可以“以国士报之”的。何况其中有不少人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才能，擢用他们，对治理国家并不是没有好处。
唐太宗认为，士族官吏对朝廷广开言路的政策是一个阻碍，于是就设法对它加以限制。他认为“遍封宗子”于天下不利，下令“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同时明确宣布对皇族成员也实行论功定赏的原则。但是唐太宗对于他们中有才干的人，还是适当予以重用的。如关陇军事贵族在朝廷大臣中仍占一定的比例。压抑士族的结果，广泛地开辟了才路，使一些寒微地主和庶民中有才能的人得到升迁和获得参预政事的机会。
古训今鉴
唐太宗即位之后，一方面改组原政府机构，削弱士族在朝廷的力量，罢免了其中许多思想保守的官吏，另一方面本着“惟才是与”的原则，大胆擢用包括士族在内的各类人员中的贤才。这样，既有效地协调了各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促进了政局的稳定，又将他们中精明善干的贤才引置在自己左右，为组成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统治集团奠定了基础。皇帝与诸侯上下和合，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全，这才是分封诸侯所应该借鉴的。既不使诸侯太强大，也不能使诸侯太弱小，折其中而行，实现了实现组织权力的制约和平衡，这才是安邦治国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