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 / 3）

我的第一部关于唐代文学研究著作《唐代诗人丛考》，完成于1978年底，后于1980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对唐初至肃宗、代宗时期的一些诗人事迹做了考索，重点则在大历时期。在这以后，我想把研究延伸于中晚唐，但鉴于中晚唐的史事较为复杂，不少文献资料又真伪难辨，因此与友人合作，于1979至1980年间编制一部百余万字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此书后于1982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索引编成以后，确对查阅唐代人物带来不少方便，由此我转入李德裕与牛李党争的研究，并于1982年12月写成《李德裕年谱》一书。这三部书重点还在于史料辨析，在写完《李德裕年谱》之后，我想把笔放开一些，做一部稍具文采、略带感情的轻松之作，于是又花两年的时间写了《唐代科举与文学》，约37万字。我是想通过科举来展示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以进而探索唐代文学的历史文化风貌。

此书于1986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以后，反应尚可，得到学界的首肯。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好几位中青年学者，仿我的写作格局，撰写类似的选题。如兰州大学中文系王勋成教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写有《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年4月出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薛亚军博士以《唐代进士与文学》为题写作学位论文；有一位原在东北某大学执教的博士生，拟在已完成其有关宋代官制论文之后，写一部《宋代科举与文学》。郑州大学中文系陈飞教授正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撰写唐代策文研究。我在原书的序言中曾提道：“我只是把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我这样做，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头，实际上唐代科举制牵涉的面很广，其本身也有不少细节需要弄清，我处于80年代前期，限于种种条件，不可能做细致的考索。而上面提到的这几部论著，应当说比我更为深入，有些地方所论述得比我更为确切。科学研究是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认识运动，后来者居上，这是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正常现象。学术道路就是靠众人的努力不断往前延伸的。我自己感到安慰的，一是不做重复的事，总想摸索一些新路；二是不做虚浮的事，尽可能务实。我总想把学术工作归结于“有用”一点上。我们最好把自己所做的化成为阶梯，使人可以循级而上，达到更高一级的境地。

这里还应一提的是，台北的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有位学者徐志平，他曾对我的这部书写一书评，刊于台湾的《汉学研究》第十卷第一期（1992年6月）。文中详细介绍这部书十七章的每章内容，以便当地读者有具体的了解。文中指出，当时海峡两岸隔阂，学术不流通，其实台湾学者在这方面已有相当的成果，他举出了十一种，其中如罗龙治《进士科与唐代的文学社会》（《台大文史丛刊》），台静农《论唐代士风与文风》（《中国文学史论文选集》三），罗联添《唐代进士科试赋的开始及其相关问题》（收入《唐代文学论集》）等，都与我的这部书内容相切，但当时我都未看到。我于去年6月为陈友冰先生《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所作的序言中也提道，在我写此书前，台湾学者王梦鸥先生《晚唐举业与诗赋格样》等都已发表，但我未见。这都是很可惜的。可见两岸学者学术交流确甚必要，现在已有很大改进。不过徐志平君的这篇书评仍认为：“但以上所列，对唐代科举都只有片面的讨论，没有一本论文能较全面地对整个唐代科举加以说明，即使将这些论文集合起来，也无法一窥唐代科举的全貌。而傅先生此书，不但对唐代科举有完整的讨论，更将其与当时的文学、社会结合起来说明，使读者读后不只是对唐代科举有抽象的了解而已，更能非常形象化地认识其真实面貌，这一点，实在是本书极为可贵的价值与特色之一。”这几句话固然是对本书的赞誉，我读了后更感受到，两岸学者确能体现我们中华文明的雍容之识与谦和之情。

我是很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陕西人民出版社处于汉唐古都的历史文化名城，很注意文化积累。该社于20世纪的80年代初即已建立“唐代文学研究丛书”，出版好几部极有水平的专著（如郁贤皓先生《李白丛考》，朱金城先生《白居易研究》），拙著也厕列其中。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于1982年成立后，《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与《唐代文学研究》开始也是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承担每年出书，为我们唐代文学学会业绩开了一个好头。出版社后来又策划新编全唐文、全唐诗，并给予经济上的切实支持。我曾说过，出版社当然要考虑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一个出版社之能在历史上站得住，还是要有文化学术意识，出版好书。中国的出版社，与外国一些纯粹商业店家不同，我们是带有一定文化学术机构性质的。这也是我们社会的可贵之处。

我的这本书出版已有16年，当时印数也不多，这十余年来一直有人向我索书，我只好一本本送去，现在手头只有一本，外面书店也买不到。我向陕西人民出版社提出重印，社领导很快就同意，并立即安排于当年出书计划。我想，这次重印，一面可以适应读者的需求，一面也可借此机会改正原书的一些错失。出书后，有些友人在翻阅中也曾向我提及错字，我自己也有所发现，这次就通盘做了改正。具体就不一一说明，不过有些错字涉及有关内容的，这里就稍举数例，以供已有书的同志们参阅。如原书页一三?第二行引裴廷裕《东观奏记》，文中云“（李）珏字待价”，“价”误作“阶”。李珏，《旧唐书》卷一七三、《新唐书》卷一八二有传。又页一四四引《全唐文》卷四二?常?《叔父故礼部员外郎墓志铭》，“?”误作“□”。常?是代宗时翰林学士，后又为宰相，在任福建观察使时，兴办学校，对福建士人科举应试做出很大的贡献，两《唐书》亦有传。又页一七?记进士试诗赋题，开元二十二年（734）诗赋各一，即《武库诗》、《梓材赋》，但年份却排成“开元二十年”，这与公元734年也不符。又如序言第五页，正文第二?四页，均引有《唐摭言》卷八所记举子公乘亿多年应试未第，长期居住在长安，与妻子相隔已十多年，其妻乃自河北来寻询，公乘亿则偶然在路上“见一妇人，粗?跨驴”。原书的两处引文中均将“?”误作“衰”。按?为丧服，《唐摭言》记其妻因多年不得音讯，“乡人误传已死”，故穿上丧服。如作“粗衰”，就不合原意。又页二九一第二十行记知贡举事，原书作“开元二十四年以后，改由礼部员外郎知贡举”，大误。按开元二十四年以前，贡举试是由考功员外郎主持的，因开元二十四年主持者李昂出事，此后就改由礼部侍郎主持，即官位提高；后虽也有由他官主持，但官阶相似，绝不能再由员外郎一级来担任的。此在第九章《知贡举》中已详作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