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我想找一个死刑犯聊天（1 / 3）

我初恋的第一个女朋友在分手前对我说，“你这样的人迟早是要闯祸的，闯祸是必然的，不闯祸是偶然的”。说完扬长而去，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在有风的黄昏里一点点地碎了于是就记住了她很好看的牙齿。这是十五年前的事。

我被一个整天吃口香糖的女孩子看透了骨头，她的预言像法庭最后的判决。

毕业前的那一年春夏之交，我在省城大学里参与了游行、集会、刷标语等一系列不该干的事，等到夏天正式来临的时候，作为中文系高材生的我暂缓分配，在写了几十份反省和检查之后才被分配到省报做夜班编辑，睡我下铺的刘柱因为患肝炎躲过了风波，他被分到省政府当秘书。从此我骑自行车在夜里校对错别字，他坐小车在夜晚享受灯红酒绿和地市县官员们的猛烈恭维。在爱情频繁失败的日子里，我曾经痛恨自己为什么不在关键时刻患肝炎。

十几年来，我像一个优秀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老老实实地改造着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在报纸的大样上跟每一个汉字较量，每当揪出错别字就如同揪出暗藏的特务一样兴奋，直到有一年我也被评上了报社的先进工作者，然后抱着奖励的一条毛巾被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妻子很公正也很含糊地说了一句，“其实你这个人并不坏”。我觉得自己在妻子那里一直是被“好”和“坏”判断着，心里就有些悲哀，妻子应该用“可爱”或“不可爱”来评价才能使一个男人恢复真正的尊严。

我是三年前报社创办《都市早报》的时候离开夜班编辑岗位的，说实在的我这么多年来在暗无天日的夜里工作，如同一只蝙蝠，这使我一度对阳光相当陌生，刚到《都市早报》新闻部的半年里，我一直戴着墨镜走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种感觉很别扭很阴暗，像刚出道的小偷，像正在密谋抢银行的歹徒。

一种再生的激动使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采访中，年终的发稿量我是全报社第一，而一些关注民生的稿件和尖锐的文风使我在全省的知名度一路攀升，有相当多的读者不知道章子怡刘德华，但知道我。到第二年时，我就被来自全省的告状的、喊冤的、闹离婚的、揭露第三者的团团围住了，有一个下岗女工从几百里外背了一口袋咸鸭咸鱼要我帮她找回丈夫，她哭着说丈夫有钱后经常带着一个嘴角上长着一颗红痣的女孩子回来鬼混。有时候早上一打开门就能看到好几个远道来的陌生人坐在我家门口，让我给他们做主。而我只是一个小记者，我能做什么主？终于今年初的时候，我们新上任的总编老杨一意孤行，将两个副主任压住不动，强行将我直接提拔为新闻部主任，两位副主任就向上反映我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老杨说我的问题并没有做过结论，那时候年轻不懂事，他还套用了一句名言说：上帝也会原谅年轻人犯错误的。两位副主任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不是上帝领导，老杨脸一横，“就这么定了”。

我大概是属于那种不可重用的一类人，或者说是小人得志便猖狂。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我猛烈地抨击早报的新闻监督只是监督一些行人乱过马路、大排档将污水倒在街边、城市的灯箱广告落满了灰尘、少数人在市中心随地吐痰之类鸡毛蒜皮的事，整天就干监督平民百姓和小人物的事，而真正人民群众关心的良心崩溃、腐败盛行等重大题材却遮遮掩掩含糊其辞。我犯了急功近利的错误，想上任后来几着狠棋，并信誓旦旦地说朱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时充分肯定了《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要求记者们抓一批有份量的重头稿件。这就有了我写的《临水县副县长神秘被杀》的报道。报道中写到了临水县副县长被不明身份的人杀害后浸泡在家中的浴缸里，杀手将副县长家里的“茅台”、“五粮液”酒和“中华”、“玉溪”香烟以及各种金条、金砖、古玩字画全部陈列在院子里，就像举办一个小型名优产品订货会一样，还有共计160多万块钱的十二张存折也订在院子里的一张小方桌上。我是连夜赶往出事地点临水县的。当时现场比较乱，我冒充死者的亲属混进了院子，将现场真实记录后第二天一早就见报了，网上也以最快的速度载上了这条新闻。第二天下午麻烦就来了，先是公安机关打电话向报社提出抗议说这则报道影响了破案，必须要等案子破了以后才能报道，我接电话的时候说案子破了还能叫新闻吗？接着省里上级领导机关把总编老杨叫去了，要求报社立即停止后续报道并做出检查，因为上面规定对县处级的反面报道要经过上级同意后才能见报，这是新闻纪律。我对老杨说这不是反面的批评报道，这不过是一个客观的报道。既然老百姓跳楼、失恋者杀人能报道为什么副县长的死就不能报道呢。老杨说关键是文章最后用了一句暗示“显然这起谋杀案与图财害命无关”，而且文中渲染了副县长家庭财产数量之多……容易将读者引导到有损我省领导干部形象这一不利于安定团结的焦点上来。我顶了老杨一句，“这究竟是舆论监督，还是监督舆论？”老杨叹了一口气说，“检查我来写，你注意一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