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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上的人站在春寒料峭的天空下，继续与于国良谈判，他们谈判的焦点最初围绕着是先救人后定价钱还是先定价钱后救人，于国良已经败下阵来，他答应先定价钱后救人，头发稀少的人用斩钉截铁的语言宣布，“三千块钱下水救人。”

又冷又惊的于国良咬着牙答应了，他哆嗦着舌头说，“好吧，我答应。快下来吧，车马上就要沉了。”

头发稀少的人已经开始脱衣服，这时，牛仔服拦住头发稀少的人，说，“不行，每个下水的人还要再给八十块钱劳务费，反正他们这些剥削阶级们有的是钱。”

岸上的其他人纷纷相应，都说有钱人应该不在乎钱但在乎命。这时人群中站出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他对几位正在谈判的岸上人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快下去救人吧，人命关天的时候谈钱太庸俗了！”

穿劣质西服的人拽了一下红领巾一样领带，手指老人的鼻子说，“这年头，不谈钱才是庸俗呢！”

牛仔服说，“你这个不怕冷的老雷锋，你下去呀！”

花白头发老人说，“我要不是有关节炎，我就下去。”

水中的于国良嘴唇已经乌紫，头上的血还在往外流淌，他感到又有两条鱼开始咬他的脚踝，他已经无力骚动，鱼的胆子越来越大，咬得变本加厉了。他突然拼尽力气对着岸上大吼一声，“龟孙子们，老子一分钱也不给你们。都给我滚吧！”喊完这句话，他就闭上了眼睛，一句话也不说了，他在聆听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年底的时候，于国良吊着受伤的手像一个战败的战俘一样挨户催债，他说，“我这是最后一次跟你们要债，如果你们不还，我也只好家破人亡了。”

欠债的养殖大户们已经知道于国良血书的真相，看于国良手上缠着绷带，一脸的绝望，就纷纷掏出了钱，一分不少地付了钱，一位胆小的养猪场老板怕于国良闹出人命来，甚至还付了利息钱。这就是说年三十的时候，于国良已经付清了欠农户的原料钱。

这些钱中，没有吴天彪还的一分钱，于国良打电话催过一次，吴天彪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年底还你五万了，有证据吗？”于国良当时摔下电话，将身边的一把椅子踢翻了，椅子四脚朝天，并无实质性的损坏，于国良的腿上却踢破了皮，一块青紫的颜色像一块膏药贴在腿上，疼痛深入到了骨头里。

于国良是年初六带着他在牢里认识的几个弟兄们去吴天彪家里的，本来于国良打算咽下这个口气，但他感到吴天彪简直不把他当人，他要让吴天彪重新认识到他于国良是一个堂堂正正不容侮辱的男人，所以他几乎不计后果地将几个早就没有来往的狱友们约到了豪华酒楼里，狱友们先是责怪于国良看不起他们，出来后几年都不请弟兄们过来喝酒，然后又说你如今是名人了，只要是用得着弟兄们的，说一声马上摆平。

于国良和几个弟兄们将五瓶白酒掀了个底朝天，然后竟然哭了起来，他说，“吴天彪不把我当人！”眼泪鼻涕粘在一起哭得像个旧时代受够了屈辱的童养媳。

弟兄们吐出了嘴里的烟蒂，一个个磨拳擦掌，他们将酒瓶摔得粉碎，酒气熏天地嚎叫着，“妈的，将这畜牲给废了！”

酒楼的包厢里杀气腾腾，昏黄的灯光照亮了一张张被酒精扭曲了的脸，杯盘狼藉中，血腥之气由此及彼。

第二天，当几个弟兄们来到于国良家准备去收拾吴天彪的时候，于国良酒醒了，他说，“算了，如果我带你们去，会坏了我名声的。”

正要替于国良摆平吴天彪的弟兄们说，“大哥，我们如果还让他妈的别人往头上随意撒尿，几年的号子不就白蹲了？”

于国良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如同吸进了全部的愤怒，他将最后一个烟头扔到地上，狠狠地踩灭，然后说了一句，“第一，都给我回家换上西装领带；只许吓乎吴天彪，任何人不许动手！”

于国良开着又破又旧的面包车，带着四个穿着西服的弟兄赶到吴天彪家里，吴天彪正在家里吃午饭，饭桌上有几个面孔很陌生的人，其中还有一个风情万种的年轻女子，看上去很像多年前于国良相好的那个三陪小姐。吴天彪的老婆依然面若冰霜地坐在饭桌上冷冷地看着于国良一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