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影回忆起春天在这座城市里短暂的停留，密集的雨水夹杂着潮湿阴冷的气息在街巷里久久不绝。今年春天的这座城市如同一个穿着漂亮衣裳的病入膏肓的骗子，在整齐的标语和华丽的玻璃幕墙背后是成群结队下岗失业的工人和前仆后继的小偷抢劫者和吸毒贩毒的队伍。人们得过且过地打发着朝不保夕的时光，然后开始怀念着一些虚无缥缈的生活图景并坦然地走向扒窃抢劫、卖淫嫖娼、吸食摇头丸和科技含量很高的海洛因4号。
那时候含影糟糕的心情如同屋外稠密的雨水，报纸电视上的形势日新月异春光明媚，含影所在的市机电公司已经七个月没有发工资了，财务科会计含影面对着财务报表上以人民币为统计单位的数字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感觉，因为这些数字与钱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关系。那些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和实现不了的利润将全公司八百多职工扔进了万劫不复的山谷。那段日子里，她时常在梦中听到山谷里鬼哭狼嚎的声音异常尖锐。财经学院大专毕业生含影在公司以绝对出类拔萃的业务才华和忠于职守的优秀素质使她在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就获得了公司的“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可第二年公司却垮了，她一直想不通，那么大的一个国有公司怎么在一夜之间说垮就垮了，快得让你措手不及，先是总经理跟她的情妇逃到了南美的哥斯达黎加，接着就有许多债主上门抢汽车法院将公司值钱的财物贴上了崐封条，当一家销售商将含影的抽屉撬开找钱时，含影哭了。那位头上套着假发肚子很愚蠢的销售商还骂了含影一句，“你她妈的该哭的是我，你死了哪个老子嚎什么丧呀？”
含影学校毕业后孤身一人生活在这座险象环生的城市里，母亲在老家县城的食品厂里三年前就下岗了，她每月要给母亲寄两百块钱，并反复渲染自己在这里无比幸福的生活。在含影发不出工资的第三个月的一个黄昏，她实在忍受不了内心的孤苦无助，就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她想诉说，一拿起电话，眼泪就川流不息地流了下来，母亲说，“影影，你还好吗？”听着母亲喑哑而苍老的声音，她抹着眼泪说，“我很好，这个月发了三百块钱奖金。”
公司老总在国际互联网上被通缉。财务科有好几位业务骨干已经通过各种关系调走，上级派来的工作组找含影谈话，“你是先进工作者、优秀团员，又是建党对象，你要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坚守岗位。”那位上面派来的工作组长很庄严的说，“一个共产党员可以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生命，你应该有更高的政治思想觉悟，是不是？”含影点了点头，心里也就有了人在阵地在誓与公司共存亡的崇高感，人是需要崇高的，那天含影被崇高的精神支持着度过了没拿工资后第一个愉快的下午。工作组像躲避瘟疫一样地很快就撤走了，答应补发的工资迟迟没有到位，公司少数人组织员工到市政府静坐示威，并且在白布上写上了“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共产党万岁”的标语，一位很有思想的组织者通知含影一起去，含影不答应，她觉得她应该更有觉悟，虽然六四时她还在念小学，但她知道游行示威是党不同意的。那位有思想的组织者强烈谴责她是“叛徒”，她并没有感到委屈和难过，因为她在捍卫一种信念。信念就像寡妇唯一的儿子。
许多时候，堕落如同某种炽热的爱情一样，没有理由也没有原因，或者是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原因，对含影来说，她不愿意为自己今天这种局面寻找某种原因和理由，她要独自一个人在内心里将所有的耻辱都自己咀嚼并吞咽下去，现在她只想尽快地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开始过平常而体面的日子。半年来，她像一个很不熟练的小偷，在强盗的世界里演绎着鼠窃狗偷的生活。最初的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她在绿岛假日酒店的雪白床单上被一个手上套着钻石戒指的男人彻底粉碎，血红的场面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天空弥漫起血红的朝霞，她看到那个脸上有一道刀疤的崐男人挺着丰满的肚子心满意足地说，“很好，很好！”而她听着男人掠夺成功后愉快的声音，一点力气都没有，头像被刀劈成两半似地疼痛，眼泪湿透了清晨雪白的枕头和黑暗的心情。男人肥胖的身体在离开宾馆房间时留给她的最后一个造型是，出门后他又扭过一颗比例失调的头，呲开一口被烟草改变了颜色的黄牙，向上扬起戴着钻戒的手打了一个响指，“色中极品，超值享受！”
含影拖着四分五裂的身体找到了正在卡迪特总经理办公室听肖邦的杨茵，她失声痛哭，既而是眼睛中流露出仇恨的怒火，有点类似于被黄世仁强暴后的喜儿，“我要去告你！我要去告你！”杨茵很冷静地从松软的皮椅上站起来，说，“好吧，我现在陪你一起去公安局！”含影被她的镇定自若惊呆了，她一筹莫展。杨茵说，“走呀，你怎么不走呀？”看着牺牲后羔羊般的含影，杨茵压抑着情绪说，“告诉你，我们俩一起去公安局，关进号子里的肯定是你，明摆着是你自愿跟卡迪特的客人去开房的，怎么栽赃到我头上来了。”然后她走过去用一张洁白的餐巾纸轻轻地擦着含影眼角的泪痕，声音柔和地说，“再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没有黑白两道的朋友，不早就关门了，你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