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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一个繁华而严谨、富裕却不浪漫的城市，张水在这里读三年研究生整天就是泡在历史典籍中循规蹈矩地啃着一页页枯黄发霉的文字，既没在外面挣到钱也没有什么绯闻，属于那种活得很单调乏味的人。而北京广州等地的研究生边读书边打工挣来大把票子买烟买酒买女孩子千金一笑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们既有研究成果又有浪漫生活，相当前卫。张水他们连男女生同宿的事都不敢做，他们放弃了许多男欢女爱的夜晚，脑子里站满了古代的戒严部队。直到毕业前夕，张水的《辛亥革命民族主义论纲》一书的选题没有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而书中的观点在上海“纪念辛亥革命88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引起轰动，香港《大公报》、台湾《联合时报》等都转摘过张水的主要观点。张水认为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准确的，当时中国既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民主的国民基础，辛亥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革命者从本质意义上说是要打倒满族皇帝后换一个汉族皇帝，虽然辛亥革命后“皇帝”的称号没有了，但当政者履行的还是皇帝的职责，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知县老爷”换成了县长。张水一口咬定辛亥革命时的中国社会现实与民主共和是基本上不相干的，袁世凯复辟帝制也是被“逼”的结果。张水这一横空出世的激进观点与他朴素而又有些土气的相貌构成了巨大反差，颇有点类似于一个穿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的清朝遗老手里拎着比基尼三点式在做广告并且嘴上还沾满了水果沙拉的奶油。

回上海办毕业离校手续的时候，他从省城带了两斤茶叶给导师，导师就说了一些殷切希望的话，“你应该继续攻读博士。”张水说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乡下的母亲病得厉害，每月寄一百块钱根本不够看病。导师在家里请几个研究生吃了一顿饯行的饭，师生都很动感情，张水的师兄刘林差不多是热泪盈眶了，他分到了浙江的一个县级市博物馆看管文物。饭后在校园内一条没有路灯的黑暗的林荫小道上，刘林对张水说，“我没有你的实力，所以也进不了省社科院。你能不能拿出千把块钱来请一次客，我已跟我老乡华东出版社的邵编辑讲好了，他对你的这本书很感兴趣。”张水说，“算了吧，我只剩下一百多钱的路费，要是下星期派遣证还不发下来，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刘林在黑暗中苦笑着说，“历史与现实相比，历史就是一个穷人，学历史的人则是穷上加穷。”

研究生不像本科生那样有那么多激情去拍照留影、题字留念、互赠纪念品，他们冷静而理智地办理各种离校手续然后在宿舍里默默地睡觉做一些很残酷的梦。大约是离校三天前的一个傍晚，一位穿“梦特娇”T恤和“佐丹奴”西裤的年轻人开着一辆豪华的“凌志”轿车在校园里找到了张水。

这个年轻人叫钱埂，张水的中学同学。读中学时，他是镇长的公子，张水是农民的儿子。

钱埂现在是中南地区跺一脚地动山摇的书商，他跟一般大款与众不同的是，手上没有金链和戒指，他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很有学问的样子。

张水请钱埂到学校食堂吃晚饭，钱埂说，“我又不是领导干部，吃食堂是不是有点太清政廉洁了吧！”张水说，“我给你加一份红烧肉，两瓶啤酒。”钱埂说，“上车吧，去丽山湖度假村，我请客。”

现在的度假村大抵都是要吃喝嫖赌一条龙服务的，来度假的人并不是因为度假而来的，这就像进“美容院”“洗脚屋”并不是为了美容和洗脚，这也是很正常的。在一片湖光水色中的“椰风渔港”霓虹灯你来我往川流不息地闪烁着鱼虾蟹鳖的图案和人们贪得无厌的欲望。钱埂和张水在宽敞大厅的西边隔着落地玻璃墙临水而坐，服务小姐端庄典雅脸上流露出千篇一律的微笑，超重低音的音箱里流淌出背景音乐《银色的地中海月光》，好像是曼陀瓦尼乐队演奏的一支曲子。雪白的台布和雪白的灯光渲染出大厅里宁静而休闲的氛围，张水从来没出入过这样的场所，他眼前晃动着无数的盘子和一张张表情夸张的脸，这使他觉得自己如同住在海底一样。钱埂问张水喜欢吃什么，张水说喜欢吃红烧肉，这是他童年在乡下最大的梦想，那时候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为了吃土豆烧牛肉而是吃红烧肉，长大后才知道共共产主义与红烧肉关系不大。钱埂说，“在这个地方吃红肉不就是忆苦思甜吗。”他对身边的服务小姐很流利地报出了一串海鲜。很快，那些刚刚死去不久的鲜鱼活虾就死不瞑目地端了上来，他们喝着“百威”啤酒回忆起中学时代的美好时光。

钱埂说，“早说听说你到上海来读研究生了，这次一是专程来看望你，二是来向你约一部书稿。”

想起自己的专著无人问津，今天居然有人上门约稿，张水瘦小的脑袋突然兴奋起来，“什么书稿？”

钱埂给张水点上三五牌香烟，“我对你书稿的质量有绝对的信心，只要你愿意提笔，我们马上签合同，三十万字三万块钱，先预付定金六千块钱。”

“我不知道能不能写好。”

“肯定行，你是研究清史的，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暗杀最具规模最成熟的时期，你为我写一本《暗杀》的书当然是小菜一碟了。”

“你怎么想起要出这本书？”

“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末整整一百年了，一个世纪留给我们最值得玩味的刺激就是暗杀，但没有人写这本书。我知道汪精卫就曾当过暗杀组织的领导干部。”

张水说，“暗杀的事太多了，宋教仁在上海是被袁世凯的人暗杀的，摄政王载沣也差点被汪精卫暗杀了。钱埂，这么多年不见，你还真懂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