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组织负责，其实也是在为自己负责。
在组织中以积极负责的态度投入，就有竞争上位的资格，出色的才华才能显露，远大的抱负也有可能实现。想做最好的执行标杆，必须勇于任事。
没有“混日子”的基因
在组织中以积极负责的态度投入，你就有了竞争上位的资格，出色的才华才能显露，远大的抱负也有可能实现。曾国藩有经国济世的宏图大志，主张积极投入，为组织负责，他说过一句名言：“成大事者，必须勇于任事。”
在大清集团里，翰林院是为组织储备人才的机关。身为翰林，平时要为皇帝和皇子讲书解书，作为董事会高层的智库。此外，翰林还要纂校文件，编纂大型类书、丛书、政书，以及担任殿阁的秘书，上自皇帝御览，下至士子阅读都会直接负责。可以说，想要胜任翰林这份工作，需要有实际而全面、重要而普遍的学识与能力。
在大清集团的传统里，只有进士才有资格进入翰林院，也只有表现突出的翰林才有机会进入内阁，像礼部尚书、吏部右侍郎等组织内部的重要岗位，历来都是翰林出身才能担任。
曾国藩在最初担任编修的七品小官时，从没有得过且过地混日子，因为他心中始终有着振兴大清集团的愿景，而且也清醒地意识到：大清集团的汉人名相，大多都是从编修这个岗位上干出来的。他立志做一位业绩突出的翰林，继而有机会进入内阁，担任更大的职务和责任。
在这种锐意进取的愿景指引下，曾国藩在翰林院苦干加实干，勇于任事，始终遥望南天，心怀澄清天下之志。
很多在京城做官的新人，都视翰林为清闲之职，大家一到翰林院就放任自流，守着铁饭碗混日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曾国藩从翰林开始，担任了十年京官，几乎都是没有实权的闲职，但是他每一天都却没有放弃和放松。没有领导督促，没有工作压力，他就自我督促，主动给自己加码，有困难的活抢着接手。
凭着平时主动负责和自我学习，曾国藩的事业逐渐走上正轨，发展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在京城这十年，正是曾国藩努力锻炼，提高胜任力，适应工作环境的时候，他就像躬耕南阳的诸葛亮，虽然度身在田间，却没有失去平定天下的大志。
曾国藩身上从没有“混日子”的基因，他胸怀大志，讨厌传统的官场中不务实的习气，说话做事一向与“多磕头，少说话，不办事”的官场主流习气背道而驰。他不仅以身作则，杜绝官场恶习，更是对团队中的类似行为深恶痛绝。为扭转不良风气，曾国藩甚至采取了激进的措施，从组建湘军伊始，就采取了“以猛振玩”的手法，以严厉的手段遏制和打击“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的旧习气”。
喜欢站在局外看热闹的人，即使叫得再欢，最终也只是看客，绝对成不了主角。许多人志大才疏，只流于空想，不踏实工作、不主动负责，到头来只能万事皆空，一事无成。对组织负责也是在为自己负责，从曾国藩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任何工作，想要干出成绩、干出头，没有主动负责的意识是绝对不行的。一个人的工作形象全靠个人打造，成大事者更应自强不息，主动做事，奋发自强。曾国藩在最初当翰林时，就以此为信条，主动任事，主动负责，即使没有领导管他和重视他，也会自我督促，努力进步。想在工作中有所作为，归根到底还是得靠自动自发地努力。
曾国藩在工作中始终保持敬业的态，他认为一个人立身行事的根本不能失，要么不干，要么就要坚持干好。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和职务，当前的岗位都是你潜在的用武之地。在别人的舞台上，你只能永远扮演配角，在自己的岗位上担当主角才是正路。
曾国藩始终以认真的态度督促自己站好每一班岗，将每个岗位都视为自己的用武之地，这样行动上才能更加务实，才能迈向成功。他不仅自己做事认真，也非常欣赏认真的属下。
有一晚，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悄悄来到淮军营地巡视。淮军的将官们，有的赌酒猜拳，有的倚案看书，有的放声高歌，有的默坐无言。
其中有一个将领光着膀子坐着，左手持司马迁的《史记》，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不时长啸一句，旁若无人。曾国藩回去时对李鸿章说，众位将领都可以立大功、任大事，将来成就最大者，就是那个裸腹读书人，此人应当加以重用。
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淮军名将的刘铭传。曾国藩通过刘铭传的认真读书，旁若无人的态度，发现其杰出的才干，事后证明刘铭传也确实是一位认真负责、作战勇猛的敬业干将。
活着只为让组织更好
曾国藩从工作的第一天起，就立志将组织变得更好，希望成为大清集团中兴的功臣。在这一愿景的指引下，曾国藩勇于担当重任，说话办事识大体、顾大局，对工作、对自己的责任都有着明确透彻的认识。他为官一地、任职一方，总是务实行事，肃整地方、鼓励农耕，这些都是为组织变好所做的努力，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激励了一批有志有为的人才敢于冲破官风恶习，努力实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