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发生在去年春天，那时我正在去芝加哥看博览会的路上。结果我没能如愿以偿，虽然博览会没看上，但旅行中却有另外的收获。我在纽约的时候，有人把一位正规军少校介绍给我，说他也想去看博览会。就这样，我们约定同行。但我必须先去一趟波士顿，少校说没关系，他和我一块儿去，不过是多花点儿时间罢了。这个人外貌俊朗、身材健硕，像个格斗的武士，可是举止文雅，讲话态度温和。他待人和蔼，又不过分亲昵，有自己的主见。但是，这个人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他对周遭发生的一切都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可关注不代表受影响，没有什么事能影响到他，他永远姿态平和，不被干扰，更不会情绪激昂。
然而，一天不到，我就发现，他的平和只是看上去的，在他心里有一股潜藏的激情：他希望可以铲除人们表现在细枝末节中的行为弊端，他想维护公民权利，这是他的特别爱好。他是这么想的：每个公民都应该把自己当成一个民间警察，自觉维护法律，自觉监视法律的执行，这么做不是为了取得回报，而是每一个共和国公民应尽的责任。他说，要想真正做到维护公民的权利，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动全民，让每个公民都觉得，防止违法行为发生是自己的本分，惩处违法行为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这个构想当然不错，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真的像他说的这么做，反而会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就像本着要求公民遵纪守法的原则，建议开除一个犯了点小错的小公务员，结果怎么样呢？别人会笑他多管闲事。少校说，他的想法不是这样的，是我理解错了，就算这么做，小公务员也不会被开除，因为这么做本身就是错误的。他说，我们要帮这个公务员纠正错误，改造他，这样才是真的有益社会。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先向这个小公务员的上级检举他的错误，然后请上级不要因此解了他的职，只要严词训诫就可以吗？”
“不，这也不是我的意思，我是说，你也用不着去检举他，因为这样做很可能让他饭碗不保。你不过是作出一副要去检举他的样子，这也只是你用其他方法都没有成效，才不得已为之的。这已经是最严厉的了，而且也算得上是强迫了，强迫不是个好方法。最好的方法是用手腕，嗯，如果这个人够聪明的话，再肯耍手腕——”
有两分钟时间，我们一直停在电报局的一个窗口前。几个报务员只顾着开玩笑逗乐子，谁都没留意少校，少校只好设法引起其中一个的注意。少校开口让一个年轻报务员帮他接收电报，可回答是：
“您稍等会儿，好吗？”说完，他们又开起了彼此的玩笑。
少校回答，好的，他不着急，然后又拟了份电报稿。
西联电报公司经理：
今天请和我共进晚餐，我想告诉你某某分局是怎样办理业务的。
不一会儿，那位态度轻慢、言谈粗鲁的年轻报务员伸手来拿电报稿。一看完电文内容，他就变了脸，慌忙承认错误，并请求说，这份电报发出去会害了他的，他会丢了工作，可能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了，如果这次能原谅他，他会好好工作，再也不让客人不满意了。少校同意了。
离开那里后，少校说：
“啊，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用的手腕，而且您也该知道是怎么用的了。很多人喜欢威胁，其实这样一点作用都没有，因为这些不听话的孩子一个个伶牙俐齿的，随口顶你两句就能让你下不了台。但是，随便用点手腕就能让他难以应付。手腕，再加上好言相劝，这才是最好用的工具啊。”
“是的，我明白了，可不是随便谁都能跟西联电报公司的经理扯上关系，这样的机会不是人人有的啊。”
“啊，您又误会了，其实我也不认识这个经理，我不过把他拿过来用一下，好让我的手腕收到成效。这既是为他好，也是为大家好，何乐而不为呢？”
我不愿意点头同意，只好闪烁其词：
“但是，说谎这种行为，本身就算不上端正啊。”
这句话中拐弯抹角地藏着我的自以为然，可他全不在意，照常用他沉稳的语调回答：
“是啊，在某些情况下是。如果说谎是为了损人利己，这肯定不是品行端正，但是如果说谎是为了帮助别人、帮助大家，这就是另一码事了，这个道理谁都懂。方法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达成目的，不是吗？就像刚才，这小伙子以后就会规矩多了。他爱面子，爱面子说明还有良知，这样的人是值得改造的。就算不是为了他，想想他的母亲——他一定还有母亲吧，或许还有姐妹。真可恶，这件事总是被人忽略！告诉您吧，虽然和别人一样，我也常被挑衅，可我这辈子都没有跟谁决斗过，一次也没有。每一次我被激起战火的时候，我总能看到对方的老婆孩子，可怜巴巴地站在我们中间。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没犯错，我可不能让他们难过。”
就是这一天，他还帮人纠正了许多小动作，和这些小动作中包含的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坏习惯，不但没有引起任何的纠纷，而且还给别人留足了面子。这就是他那高明的手腕，而他自己也在这样的行为中获得了愉悦和精神的饱满。最后，我忍不住地羡慕起他，想：如果我也能像他这样，在需要的时候信心十足地掌握语言技巧，就像我有信心，经过学习可以把零碎的文字变成印刷品，还能向人们传达道理那样，或许我也会尝试他的这种方法吧。
那天很晚我们才离开，坐铁路马车①来到市区的时候，有三个粗鲁的家伙上了车，在乘客中嬉笑吵闹，东张西望，嘴里说着些轻佻的脏话，全不在意乘客中还有很多妇女儿童。没有人敢跟他们对抗，也没人敢说句阻拦的话，只有列车员好言相劝，跟他们讲道理，却招来这几个流氓的侮辱和讥讽。少校觉得这件事他该管，这一点我很快意识到了，而且他正在盘算着该怎么管。我想，这种情况下，他哪怕说一句耍心机的话，就会引来铺天盖地的一阵嘲讽，甚至可能引祸上身，我觉得我该阻止他。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的话已经出去了。他的语调镇定平和：
“列车员，我可以帮您把这群猪赶下去。”
我没料到他会这么说。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怎么回事，三个流氓已经到了他面前，可他们谁也靠近不了他。少校连挥三拳，把这三个人打得连从地上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真难以想象，除了在拳击场，我还没见过这么有气势的攻击。少校把他们拖到一旁，等他们连滚带爬地下了车，我们的马车又开动了。
我觉得诧异极了，一个温和得像绵羊的人居然会这么做，有这么强的爆发力，这么干脆利落，让对方落荒而逃。这个“打桩机”和我谈了一天的行事手腕和谈话技巧，现在又出现这样的场面，可真是太滑稽了。我一这么觉得，就想让他自己也意识到，这样我还能讽刺讽刺他。可我抬眼一看他，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看上去悠然自若，一派端庄，就算我告诉了他，他大概也想不明白。下了车，我对他说：
“这次的手腕用得可真好啊，其实应该是三个手腕吧？”
“您是说那个？那可不是什么手腕，您还是没弄明白。手腕是另一种东西，对付这种人，不能用什么手腕，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理解您的手腕。这不是手腕，肯定不是，这是强迫。”
“噢，您说强迫，我……我觉得，或许您说得没错。”
“说得没错？我说得当然没错，这就是强迫。”
“我也觉得，它看起来就是强迫。您经常这样纠正别人的错误吗？”
“不，肯定不是。我很少这样，最多一年两次。”
“这几个人会恢复健康吗？”
“恢复健康？当然，一定会的。他们不用担心会没命。该怎么打，打什么地方，我全知道。看到了吗？我没打他们颚骨下面吧？打了那儿他们才会真没命呢。”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我自以为风趣地说，他一天到晚像个羊崽儿，一下子变成了个公羊，还是头凶猛的公羊。可他诚恳得幼稚，一板一眼地告诉我说，你错了，什么破城槌①，完全不搭界，这个东西早就被淘汰了。这话真让人心里憋气，我差点说出来，他根本就是个老古板，一点幽默都不懂。真的，当时这句话就到我嘴边了。可我最终还是咽回去了，因为还不是时候，想说的话，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在电话里说吧。
第二天下午，我们启程前往波士顿。我们来到特等客车专用吸烟室，没找着座儿，于是只好去了普通吸烟室。过道右手边的座位上有个老人，看上去很亲切，像个农民。他面无血色，正用脚勾着门，好让门开着，放点新鲜空气进来。没多久，一个魁梧的制动手猛冲进车厢，停在门前，用凶恶的眼神看了一眼老人，猛地一拉门，差点把老人的鞋子带下来。然后他头也不回忙他的事去了。几个乘客开始笑，老人看上去可怜巴巴的，一副又气恼又难为情的样子。
没多久，列车员路过这里，少校截住他，一如既往礼貌地问：
“列车员，如果制动手的行为不合适，乘客该向谁反映呢？向您吗？”
“可以到纽黑文站去反映，他做了什么吗？”
少校于是把事情告诉了他。列车员一听，觉得很好玩，语气温和地讽刺说：
“听您的意思，好像这个制动手也没说什么吧？”
“是，他什么都没说。”
“但是您又说，他凶狠地看了一眼？”
“是。”
“然后一下子把门拉开？”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