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管束德国
Emil Ludwig
爱弥儿·路特维格是一个现在侨居美国的德国作家，向被认为世界三大传记家之一。他今年写了一本书，讨论怎样管束德国——一切战后问题中最棘手的问题。路特维格生于德囯布累斯劳，就学于海得尔堡，研究法律，早岁即从事于写作。一九一四年春，他曾为某日报当伦敦通讯员，第一次大战爆发后，继续在德国各盟邦作新闻记者。一九一八年起，他连续发表许多著作，以描写世界人物，讨论政治与历史的题材为主，显出他对德国民族有深刻的了解。所著歌德、贝多芬、俾士麦、德皇威廉、兴登堡诸传，尤为精彩。《怎样管束德国》乃其最新作品，他在此对祖国的民族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且于根除日耳曼军国主义，及纳德国于文明正轨之问题，提出新鲜而耐人深思的建议；尤足为吾国今后对日政策之参考。此项节本原载美国《读者文摘》六月号，题为：《在精神上征服德国》（The Moral Conquest of Germany），兹改译今名以求显豁。
“普鲁士”这个名字不止是地理上一块土地的名称，它代表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方式。在决定德国战败后应受何种待遇之前，必须对这种哲学及其影响认识清楚。
远在三百年前，正当勃兰登堡选侯用铁掌来建立第一支模范日耳曼军队时，普鲁士已有向外侵略的意向。那时普鲁士已经有一个武士阶级，靠着掠夺和遗产，占有了东方广大的土地，住在那边的是操波兰和斯拉夫土语的民族。这批被史家称为“二百大户”的人民，以自己的田产与特权获得保障为交换条件，应允保护他们的诸侯不受外族侵略。选侯威廉·腓特烈便这样地在他的地主群中造就了一批军官；而地主们又强迫农民服军役，把他们当做终身的武装奴隶；一年仅有四个月遣送回家耕田，生育新兵。教员和牧师不过是地主们的仆役。地方上的司法机关也在地主手里，所以当时的公共生活是完全被他们控制的。当王侯和地主运用这批军队去征伐外国时，总说是带些日耳曼文化到蛮子那里去。刀剑和鞭子是这种文化的赠品。普鲁士历代的王侯还用奴隶方法来扩充军队。外国庶民被绑架，购买，像牲口一样；有时被转租出去，替外国战争当佣兵，这种方法在文明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反之，美国与法国却早接受了人权。在华盛顿当总统的任内，普鲁士不订宪法而制成了一份军费预算。内阁的全体阁员一律称为“战争部长”，所有的税吏称为“战争委员”。
一八七一年，俾士麦提出普鲁士为其他各邦的统治者，普鲁士王改称德意志皇帝时，地主们把整个日耳曼都抓住了。迄一九一八年止，地主们占据了各部和所有的政府机关——虽然这些以战争为业的人对于政洽并无丝毫训练。地主的子弟所受的教育，大抵只限于参谋学校；即使偶然进大学，也不过浪费光阴于纵饮啤酒和决斗而已。
唯有在德国，一个学者而兼行动家的人才会令人惊讶。美国第一任大总统曾留下三十七册著作。杰弗逊，法兰格林，威尔逊等全是学者。可是普鲁士和以后的德意志，三百年间的统治者，大半是不学无术的贵族。历来普鲁士认为理想界的领袖所发表的言论，是这样的：——化学家奥斯瓦特，一九〇九年诺贝尔奖金的得奖者，曾经在一八九四年宣称：“除了强权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公理的根据。”史家特赖什开在一八九六年声言：“凡是宣传永久和平的谬论的人，对于国民生活简直毫无观念。我们的军队是日耳曼理想主义的光荣的化身。”正统的军国主义者柏恩哈第曾谓：“战争能唤起人性中最髙的力量。在整个事业的理想主义之前，个人的残忍便会消失。”阿道夫·希特勒说过：“人道不过是愚蠢与懦怯的混合品。”
普鲁士参谋本部对每一代人民都要颁发一纸非发不可的动员令，至少一代一次；而人民每次都兴高彩烈地接受。几世纪以来，日耳曼人的公共生活只是颁发命令和接受命令罢了。这种态度未必无法更改，而且必须更改，假如欧洲与世界想要和平的话。
美国人把社会看做一个平面，人的社会水准和政治水准大致相差不远，虽然最能干的人可能在声望、金钱、或艺术造就方面超过旁人。德国人把社会看做一座金字塔。他本身不过是塔身上的一块砖，一边支持着另一块砖，一边压着在下的砖。对上面的人卑躬屈膝，他很髙兴；对下面的人发号施令，他也很高兴。
在美国，国家是一个民众的集团，委托一部分同国人管理政府的行政。在德国，国家是一个神，高高坐在云端里。每个公务人员都是平民的上司；为表示这种优势起见，他们都穿著制服。美国人老是批评他的总统，参议员，军事领袖；要德国人作这种批评却是违反天性的。
过去德国民族所有的领袖，恰是他们愿望的那一种。当希特勒执政时，世人惊奇的是，德国大学教授对这个强权与无法无天的新时代的诞生，居然大事庆祝。一九一四年，九十三位文化界领袖人物联名发表宣言，对侵入比利时之举一致拥护。一九三三年，有一千二百位德国教授，以欢呼来迎接希特勒野蛮主义上台。由此，德国民族在危急之秋完全得不到精神领袖的支持。他们相信统治者是贤明的，因为眼见他的决定受着德国文化界领袖拥护。倘使在一九一四、一九三三、一九三九等成败关头，德国教授起而抗议的话，至少必有一部分人民在参加统治者的暴行之前要踌躇一番。可是教授们的行为恰恰相反。
世界上只有德国，既没有一个为自由而奋斗的英雄，也没有一座献给自由的纪念碑。反抗专制的诸侯，在历史上和世界上精神不死的人，在日耳曼的历史与文献上是不存在的。在日耳曼受人欢迎的永远是秩序而非革命，服从而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