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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镜池
郭沫若同志：
拙作《周易类释》稿蒙于百忙中审阅指正，谨申谢意。
前读大作《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关于《周易》一篇，用新的观点方法进行分析，开辟了研究的新途径，颇著成绩，非常钦佩。我的研究《周易》，就是得您的启发而进行的。
来函提出关于《周易》的著作年代问题，并惠赠大著《青铜时代》。您主张《周易》编著于战国或春秋战国之间。对我的编著于西周末年的说法提出怀疑。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著作年代不明，则据以研究古代社会便不明确。前此您根据《周易》分析古代社会，认为那时还是以牧畜为生产基调。如果著于战国或春秋战国之间，那不跟牧畜时代相差太远了吗从周初的农业丰收到春秋的“初税亩”，农业生产已几经变化，战国时的书，不可能不反映。那末，著于战国之说，不啻把前一说否定了。这是不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我的编著于西周末年说，有不少论证，姑且不谈，先谈您所怀疑的和您所用来作为著于战国的论证。
一、释疑
您对于《周易》著于春秋之前，我推定著于西周末年，提出八种疑问，兹略为解答如下：
第一，您说：“天地对立的观念，在我国发生得很迟，殷周时代的天是上帝的别名，是至高无上的，并不与地为对。周金文中无八卦痕迹，甚至没有地字。至于乾坤等字样，在比较可信的古书中也出现得很晚。”
我以为周金文无八卦痕迹，并不足怪，不同范围，不必说到。坤字晚出，不排除有地的观念。汉《易》汉碑，坤作，一定是《易》的本字。古□的坤，从□，即人立地上，坤的异体。天地对立观念，并不很晚，卜辞的上下帝，上下合文，即天地。《诗》的“上下神祇”，也即天地对立观念。卜辞的土，一训社，是地神，一训土地。上天下地对立观念，很自然的，不必怀疑。《易》的乾坤，虽然对立，而性质却不同。“乾”说星占，乾借为斡，北斗星，以北斗代表天，《天问》：“斡维焉系。”《淮南子·天文训》：“天维绝。”斡维即天维。《说文》乾的籀文，日作晶。晶，古星字。《书·尧典》之璇玑（机），《史记·天官书》作旋玑，《书大传》作旋。《易纬·逸象》，乾为旋。乾、斡，即旋机。天随斗转，故以斡为天。“乾”的龙是龙星，表现天人感应思想，也即至高无上的天帝思想。而“坤”写的主要是大地这个实体的生产、人事和人对于大地的认识。“乾”、“坤”一虚一实，概念不同。
第二，您以为《易》说的夫妇关系有妇人从一而终之义，引“恒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传》：“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但春秋的贵族妇人犹然以“人尽夫也”教训其女。这里您上了《象传》的当了。《象传》是秦、汉思想，对这条爻辞也误读。原文应读“恒其德”句，德通得，说的是狩猎。上文“不恒其德（得）”“田无禽”，即恩格斯所谓“靠打猎所得的东西以维持生活，是极其靠不住的”。德不是道德之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贞连下文，贞是卜问，卜辞、《周易》的贞，都应依《说文》训卜问。这是另两句占筮，不连上读。《易》有一辞数占之例，如“屯六二”，婚媾，妊娠（字）两占。“坤”卦辞，占四事。“复”卦辞，“大畜九三”，均占四事。说者不明，牵连强解，是不对的。拙作《周易释例》有“一辞数占举例”。“恒六五”分两占，《象》误连为一，又不明“德”、“贞”之义，以卦建伦理作解，说“妇人从一而终”，不可信，《易》也无从一而终思想。“困”说刑狱，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是坐牢狱者回家而妻子逃亡了。这里作者很巧妙的说两种囚犯：“据于蒺藜”，一种囚犯；其妻又是一种囚犯。奴隶社会，妇女被幽闭在家里，家便是她的监狱。囚犯会越狱的，这个人入狱，他的妻子便乘机跑掉。“丰”是商旅之卦，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虽旬借为唯姰，《说文》：“姰，男女并也。”商人借住在一个主人的家，他跟女主人姘居了。这个女主人一定是个寡妇，寡妇在原始社会是可以自由改嫁的，奴隶社会还是一样，到封建社会才有从一而终的伦理。春秋时的“人尽夫也”，就是这种风俗。“丰上六”：“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当是商人久客不归，他的妻子也跑了。从这些例子看，可见当时还没有妇人从一而终的家庭伦理。
第三，您说：“商贾，在古代是由奴隶兼管的。成为唯利是图的真正的商人集团是在春秋年间。《周易》中累见‘资斧’字样，资斧是货币。斧就是齐国与燕国的刀币。刀币的产生，当在战国初年或者春秋末年。”这里分三点讨论：
（一）商贾是否由奴隶兼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起初交换是在部落与部落之间由各氏族族长来进行的；到了畜群转为各自的财产的时候，个人与个人间的交换，便逐渐占优势，乃至成为交换底唯一形式了。”《易》的行旅、商旅之卦最多，行旅主要是做买卖，“随有（为）求得”，随卦主要是说相随出门贩卖奴隶。《易》的商人都是君子的事，事实上只能君子去干，一则做生意要有智慧机智，而当时的君子认为奴隶是愚蠢的，故说“童蒙”，童是奴隶，蒙，蒙昧。又说“童观”，愚昧的观察法。二则奴隶会逃亡，尤其不能叫奴隶去贩卖奴隶。三则商人是“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是经营生产品交换的阶级”（恩格斯语），奴隶是从事于生产的劳动力。因此《易》的商人是君子，不由奴隶兼管买卖。
（二）商人集团不始于春秋。“随”的相随出门贸易，虽不一定是集团，不过是同行，而“牵羊悔亡，闻言不信”，闻言借为问愆，卖牛羊失利，问他错在哪里，却说不出缘故来（信，伸白）。这一定是集体经营，由一个人做经纪故买卖失利，有权过问。《左传》昭公十六年载郑子产对晋韩宣子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来自周的商人一定是很占势力的集团，故互订盟誓，这是西周末年的事。这些商人集团，当然不是短期间所能形成的。至于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更是必然而来已久，不始于春秋。《诗·瞻仰》：“如贾三倍，君子是识。”那些君子商人念念不忘，想多赚钱。“随九四”写商人利益冲突，订立盟约才解决问题。“震”二、五爻描写商人顾财不顾命的情况，入木三分，大雷大雨，商人尽想着他的货财会不会损失，有无事故发生他不顾艰险，往九陵山（商场所在）跑，雷轰雨骤，山高路滑，到实在跑不动了，只好安慰自己：即使有损失，几天内就可以捞回来。这个刻画，用意就在讥讽当时的君子唯利是图。作者对当时的贵族，有蔑视痛恨的态度，不少卦爻辞写贵族内讧和他们的罪恶。这是我所以论断《易》著作于西周末年的一个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