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肯尼亚的以色列人连续遭到了恐怖分子袭击，摩萨德再次公开露面，最后将目标指向“基地”组织和本·拉登，唤醒“休眠”特工，命令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追缉猎杀恐怖爆炸事件的幕后元凶，达甘将“定点清除”发挥得淋漓尽致。
“嘴咬尖刀”的情报“一哥”
2002年9月，就在“9·11”事件刚刚发生一周年之际，摩萨德内部又在进行权力更替，换上了新的掌门人。这位新掌门人就是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的老朋友梅尔·达甘。
梅尔·达甘，原名梅尔·休伯曼。他于1945年出生在一辆由西伯利亚开往波兰的冰冷刺骨的大货车上。当时他的家人为了逃避战争和德国纳粹的魔掌，正惊慌失措地从寒冷的西伯利亚逃往波兰。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呱呱降生，来到了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
五年后，这名犹太男孩跟随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父母偷渡到以色列。偷渡船在大海的风浪中挣扎着，随时都有颠覆的危险。当时达甘就蜷缩在黑暗而又潮湿的船舱里，紧紧地靠在母亲的身边。他听到他的母亲在暗暗地祈祷，请万能的上帝保佑他们能平安到达以色列海岸。然而，茫茫大海突然刮起了风暴，几乎掀翻了那艘船。海水不断涌上船头，大人们在恐慌地尖叫。达甘也惊恐地趴在快要倾覆的船舱里，一只手死死地揪着母亲的衣服，另一只手里却紧紧攥着一个橙子。这时他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达甘就是这样随着家人来到了以色列。大海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成了他一生的记忆。他成了摩萨德掌门人之后，以色列的资深记者伊拉娜·达扬曾这样评论他：“在达甘的内心深处，他仍是一个难民。”
达甘的故事就是第一代以色列移民的缩影，这里面承载着犹太民族太多的苦难史。也许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难民经历，促成了达甘由一个拿着橙子的无辜儿童到手握尖刀、崇尚“以暴制暴”的以色列“斗士”的转变。51年后，他被自己的好友、以色列总理沙龙委任为摩萨德的掌门人，他立志要将摩萨德变成一个“牙齿间有把刀子”的间谍机构。
1963年，18岁的达甘高中还没有毕业就退学入伍了。当时他希望自己能进入以色列国防军中最精锐的特种部队总参侦察队服役，但是未能如愿。后来他被分配到伞兵旅的侦察分队，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他的战友回忆说，达甘是个目的性很强、有准备的人。当其他新兵在刻苦训练之余抓紧时间休息的时候，他却一个人对着树干或者电线杆练习掷飞刀。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达甘作为一名连级指挥官，先后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执行任务。
1970年，达甘奉时任以色列国防军南部军区司令的沙龙之命，组建了一支被媒体称为“暗杀部队”的特别行动部队，在加沙地带秘密行动，追踪、逮捕或暗杀巴勒斯坦活动分子。那时，达甘留着一头长发，充满自信而又勇猛剽悍。有时还会带着他的宠物狗—— 一条杜宾犬参加军事行动。
在加沙地带的一次战斗中，达甘徒手从敌方一名士兵手里夺走一枚即将爆炸的手榴弹，并因这一英勇的行为而获得首枚战斗勋章。
还有一次，达甘和他的手下伪装成巴勒斯坦人，乘坐一艘渔船进入加沙，与一群“巴解”组织成员狭路相逢，并将其全部歼灭。极端的作战方法减少了以色列境内的恐怖袭击，也表现了达甘性格残忍的一面。达甘手下的一些士兵后来回忆说，他们当时从背后打死了巴勒斯坦人，然后声称对方是想逃跑，达甘并未因此受审。他为自己进行辩护说：“我们从不认为对妇女儿童开枪是可以被允许的行为，但是按照命令开火是两回事，那时的限制很少。”
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达甘作为沙龙所领导的战争指挥部的一名军官，与沙龙共同率军渡过苏伊士运河，使以军在战争中反败为胜。在32年的军旅生涯中，英勇善战的达甘两次获得嘉奖，也曾两度负伤，以至于后来走路必须拄着拐杖。
达甘后来被调到国防军总参谋部，任军事行动部负责人，同时还担任总参谋长特别顾问。
1995年，达甘从国防军退役，曾先后在内塔尼亚胡政府和巴拉克政府中担任总理反恐安全顾问。
应该说，达甘最终能够在几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同他与沙龙的特殊关系是分不开的。两人除了在历次战争中建立的亲密关系和友谊外，2001年沙龙竞选总理时，达甘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达甘崇尚通过暴力解决问题的作风一直延续到他从军队退役之后。据《新闻周刊》报道，2001年，达甘曾带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调查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当他手下的人告诉他，发现了一家欧洲银行充当“哈马斯”的洗钱渠道，为“哈马斯”提供资金支持后，达甘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有这家银行的地址，对吧？烧掉它！”与会的情报官员们全都惊呆了，他们纷纷退会以示抗议。
在军旅生涯中，达甘作为沙龙的老部下、老战友，一直颇受沙龙的赏识。2001年，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他感觉摩萨德的前任掌门人太过“软弱”，于是决定将摩萨德交到自己的好友达甘手中。
2002年，时年65岁的梅尔·达甘终于取代了亚托姆将军，成为摩萨德第九任局长 。当时沙龙就明确地告诉达甘，以色列需要一个“牙齿间有把刀子”的间谍机构。在就职演说中梅尔·达甘信誓旦旦地说：“我将对摩萨德进行彻底改革，将其置于国际反恐战争舞台的中心位置。”
他的这种誓言正是沙龙所需要的。因为他的前任亚托姆毫无建树，已经让沙龙感到很不满意。所以达甘上任之后，就被坊间称为“嘴咬尖刀”的情报“一哥”。
2002年达甘上任时，曾在他的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幅照片。照片上，一名纳粹士兵正举枪瞄准一位犹太老人的头部。这位犹太老人就是达甘的祖父。达甘用这张照片提醒自己为犹太人的自卫和生存而战。他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强势，利用自己的智慧保卫自己，这样大屠杀才不会再次发生。”
但是，尽管达甘雄心勃勃，踌躇满志，他却生不逢时——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全球恐怖活动最猖獗的时代。一年前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已经将全球的恐怖活动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出场使摩萨德和达甘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遇上了一位江湖高手。
炸弹落在“天堂酒店”
2002年，梅尔·达甘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就遭到了当头一棒——居住在肯尼亚的以色列人连续遭到了恐怖分子袭击。
肯尼亚是以色列人的海外度假热点，几年来，前后共有十多万以色列人到肯尼亚度假。当时肯尼亚本身的人口约2900万，以基督徒为主，穆斯林是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的25%。肯尼亚自1963年脱离英国独立后，以色列一直与这个东非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友好的关系。1973年中东战争以军占领埃及西奈半岛后，曾有30多个非洲国家表态支持埃及，跟以色列断交，但肯尼亚并没这样做；1976年，以色列派遣的特别行动突击队到乌干达解救人质，肯尼亚又大力协助并提供后勤支持。
但是，肯尼亚却是一个是非之地。因为在肯尼亚东邻的索马里，多年来一直是拉登“基地”组织在非洲南部的根据地，设有好几个训练营。
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的大使馆遭到袭击，导致231人丧生，其中包括12名美国人，另外还有5000多人受伤。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美国驻肯尼亚邻国坦桑尼亚的大使馆也发生爆炸，导致12人丧生，80多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政府因担心恐怖分子会在当地再针对他们进行袭击，随即协助肯尼亚政府训练治安人员，防止再有恐怖事件发生。
美国联邦调查局从2001年开始，一直在肯尼亚东南沿海村庄，追踪涉嫌与肯尼亚使馆爆炸及“9·11”袭击有关的恐怖分子。肯尼亚情报官员称，“9·11”事件发生之后，蒙巴萨街头曾出现了不少支持拉登的标语，其中的一条街道甚至在“9·11”之后竟然被人改名为“拉登街”。
那些年，在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方面，以色列和美国可以说是一对“难兄难弟”。据统计，近年来，美国人在国外受到恐怖袭击的次数最多，死伤人数也最多；而以色列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
2002年11月28日早晨，肯尼亚海滨旅游城市蒙巴萨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两起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事件：以色列人经营的一家“天堂酒店”遭到自杀爆炸袭击；一架从蒙巴萨起飞的以色列客机差一点被导弹击中。
蒙巴萨是肯尼亚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广受以色列人欢迎的旅游城市。11月28日上午8时30分左右，约140名以色列游客乘该国拉基阿航空公司的包机抵达蒙巴萨，前往“天堂酒店”入住。饭店特地组织了一群肯尼亚儿童在大堂跳起桑巴舞欢迎来宾。当游客们正在办理登记手续时，三名外貌长得像阿拉伯裔的袭击者突然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绿色帕捷罗四轮驱动吉普车，撞倒酒店门口的栏杆后冲入酒店大堂。一名袭击者从车上跳下来，冲向登记处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与此同时，另外两人则引爆了车上的炸弹。只听几声巨响，众多客人和儿童逃避不及，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据当地警察部门统计，至少造成15人死亡，80多人受伤。死者中有9名非洲人，3名以色列人，3名作案者也当场粉身碎骨。这座“天堂酒店”大楼也受到严重损毁。
有酒店员工说，袭击发生时，有一架小型飞机在酒店上空盘旋，并投下三枚炸弹，一枚落在酒店游泳池，一枚落在楼顶，还有一枚落在海里。“天堂酒店”附近另一座以色列酒店的老板哈梅尼胆战心惊地说：“我看见大堂里许多尸体。整座酒店都烧了，到处都是浓烟，酒店整个楼顶也塌了下来，而撞入饭店的汽车已完全损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