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又问道：“就以美为例，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用来定义吗？难不成我们要把对于一切事物都是美的，譬如身体、工具还有其他一些事物都视为美吗？”尤苏戴莫斯回答：“当然是不可以的。”
苏格拉底接着问：“那随便一件事物对什么有用，或是可以用在什么东西上，那就应该是美了吗？”“确实是这样。”
“如果任意一件事物，用在了适合它之外的事物之上的话，那还会是美的吗？”“对于任意的一件事物而言都不会是美的。”尤苏戴莫斯回答道。
“有用的东西对于使用的所有事物而言就是美的了吗？”“我觉得是这样的。”尤苏戴莫斯回答道。
“再来说说勇敢的事情，尤苏戴莫斯，你觉得它也是美好事物的一种吗？”“我觉得它确实是一种美好的事物。”尤苏戴莫斯答道。
“那你觉得勇气对于微不足道的小事来说有用吗？”“当然不是的，它只对重要的事情有用。”
苏格拉底问尤苏戴莫斯：“你觉得若在可怕和危险的事物面前一点知觉都没有，这是有用的吗？”“当然不是。”
“那么，那些对事物的性质既无知又无惧的人，难道不是勇敢的人吗？”“肯定不是，若是的话，很多疯子和懦夫都应该可以称作勇敢的人了。”“还有那些害怕本来就不可怕的事物的人呢？”“那就更不是勇敢的
人了。”
“那你觉得在可怕和危险事物面前临危不惧的人就是勇敢的人，而总显示出害怕的人就应该是懦夫了，是吧？”“就是这样。”
“那你觉得当灾难来临的时候，除了勇于面对的人外，还有其他的什么人能做到勇敢面对呢？”“除去这些人外就没有了。”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么还有哪些人会同不善于应付灾难的人那样惊慌失措呢？”“还能有什么人会这样呢？”
苏格拉底接着问：“这么说来，两者都应该如你所想的那样去应付到来的灾难和危险吧？”“还有其他的情况吗？”尤苏戴莫斯回答道。
“那不善于应付危险的人，你觉得他们会用什么方式应付呢？”尤苏戴莫斯听了以后回答：“很显然，他们是不知道方法的。”
“知道了如何应付的人就只有那些明白如何应付的人吗？”“只有他们而已。”
“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人又怎么样吗，他们会不会也表现得惊慌失措呢？”“我想应该不会。”
“就这而言，不知所措的人就应该是完全错误的人，是吧？”尤苏戴莫斯回答：“极有可能是这样的。”
“这么说的话，知道如何应付可怕和危险情况的人就是勇敢的人，而错误应付的人就是懦夫了，是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尤苏戴莫斯回
答道。
苏格拉底认为君主制和僭主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体。在他眼里，君主制是在人们同意的基础上，依照城邦法律来治理城邦的政体；而僭主制是违反人们的意志，不用律法来治理城邦的政体，它的统治依据是统治者的意愿。但凡从人们中间依据法律来选举官吏的就是贵族政治，那些依照财产来指派官吏的做法就是富豪政治，而所有人都有被选举权利的就是民主政治。
当有人和苏格拉底在某一个问题上产生争论的时候，却始终没能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只不过是断言自己提到的某人要比苏格拉底更为聪明、更具政治才能、更勇敢等，可是苦于找不到证据，苏格拉底就会用以下的方式将讨论引回最初的原则性问题上去，他会说：“你的意思是你推崇的比我推崇的更好吗？”“我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为什么不去考虑一下，究竟好公民的本分是什么？”“我们还是这么做好了。”“就财政来说，难道不是那些让城邦更为富裕的人是更好的公民吗？”“肯定是的。”“就战争来说，难道不是那些让城邦更加强大起来的人是更好的公民吗？”“难道不是吗？”“就使节来说，难道不是那些化敌为友的人是更好的公民吗？”“应该是的。”“就议会发言来说，难道不是那些可以创造和谐、停止纷争的人是更好的公民吗？”“应该是的。”苏格拉底就用这样的方式把讨论拉回到原则性的问题上去，而且使和他争论的人更加清晰地看到了
真理。
当苏格拉底和人们讨论某一个问题有所进展的时候，他会积极地推动大家一致同意的观点向前一步，他觉得这是讨论问题最为可靠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苏格拉底发表言论的时候，他是最容易赢得众人同意的一个。苏格拉底说过，荷马曾经把俄底修斯称作“稳健的雄辩家”，那不过是因为俄底修斯能把议论从人们公认的观点上再向前推进一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