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打工是一所学校
2008年圣诞节前夕，我在广州将新作《回中国创业》的手稿交给了花城岀版社的钟洁玲。
她是我暨南大学的校友，我们相识二十多年。闲谈中她告诉我一则消息，现在国内大学生的地位今非昔比，大学生就业十分艰难，形势越来越严峻，或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她问我，你是否能做点什么贡献？我一时语塞。社会问题本应由国家出面，轮不上我等凡人插嘴。后来，我又陆续发现不少大学校长公开呼吁、亲自推销应届毕业生，当中的校长们有些是我相识的师兄师姐。我开始留意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变成平民化、教育产业化，但市场似乎并不买帐，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毕业与“毙业”谐音，实际情况也差不多，毕业的学生们不少人确实在坐以待毙。我们大家似乎除了埋怨市场背后那双捉摸不定的手，检讨教育与就业的时空错位，加强对大学生找工打工能力培训等等以外，一时之间谁也无能为力。只有等待，让各方高手会诊，或由市场自行调节。但可以想象，在未来三五年内，高校毕业生们以及他们的父母，都会一齐患上失落、失望、郁闷、痛苦等等的“人流感”。
唉，命运真是捉摸不定！
1983年我从中山大学毕业，那时日，“七十二行大学生为王”，大学生可是热手馍馍，工作单位随你挑选；1988年我获得暨南大学博士学位时，就业形势还是红彤彤的一片大好。转眼间，中国重新崛起跻身世界之强，大学生就业市场竟然供大于求？值得反思。但是，我这个受惠于中国开放改革政策的海归人士又能够做些什么呢？杯水车薪，我该做的已经做了。
不久前，我参加了中山大学历史系79级即83届的同学聚会。我们这一群奔五、奔六的昔日同窗，二十多年后再相会，在不胜嘘唏之余，也谈及大学生就业难的话题，那些少数孩子还在大学就读的同学更是替自己孩子的前途担忧。
于是，这几个月在我脑海里总有一幅这样的图画：高校毕业生招聘会上挤满失落、失望的学子，他们郁闷、痛苦之余，回到家中迎接他们的是一直供养他们上学读书的父母那焦虑担忧的目光。
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有一颗爱子之心。
我为人之父，托加拿大之福我和太太育有三个孩子，虽然他们还在读小学和中学，毕业择业、求职找工的问题，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或许尚算太早，但一眨眼之间，他们“噌”的一下就长大成人。将来，说不定我也会为他们担心操心。
终于，我有一股冲动，我知道我该做些什么，我要将自己在加拿大找工做工的经历分享出来。
当年，我为圆出国梦，走出校园，告别辉煌，一切清零，然后，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开始，找工、见工、打工、辞工、被炒等等，全新体验。我经历过和大学生们一样的初涉社会的种种失败尝试，我更愿意分享从校园到社会当中的许多心理落差、心灵冲击、酸甜苦辣……虽然这一切都不能解燃眉之急，但对时下正在寻找工作或将要找工作的学生们会有所启迪，我也乐意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有需要的师弟师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