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产生（1 / 3）

《基本法》于1990年4月4日经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和颁布，将于1997年7月1日起在香港实行。《基本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律之一，它准确、充分地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是确保香港回归祖国之后仍然保持繁荣和稳定的根本法典。邓小平同志称赞《基本法》说“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2页）

随着1997年7月1日的历史性时刻的临近，《基本法》很快就要实施。作为一部重要的全国性的法律，《基本法》关系到每一位香港同胞乃至全体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不仅香港同胞应当了解、遵守《基本法》，而且中国内地的人们也应当了解和遵守《基本法》，一切关心香港前途的人们都应了解、遵守《基本法》。

《基本法》贯穿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具体化和法律化。

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根据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设计的。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第一次正式提出“一国两制”这个命题。他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一国两制”这一构想经同年5月15日召开的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具有了法律效力，成为基本国策之一。

邓小平同志多次论述过“一国两制”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含义。他指出：“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页）

根据邓小平同志多次阐述的“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主张，我国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大政方针。这些大政方针便写进了1984年12月19日的中英《联合声明》，形成了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联合声明》还同时载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对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必须有一个基本法来规定。《联合声明》是一个外交条约，涉及中、英双方，其出发点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而需要制定的基本法，则是依据我国宪法制定的一个国内法律文件，它的出发点是要体现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按“一国两制”的方针管理回归后的香港。所以，使我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走出外交条约，制定一个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则是十分必要的。

1985年5月27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从这一天起，中英《联合声明》及其附件正式生效，香港进入了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在这一过渡期内，必须完成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重要工作。

6月18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该委员会包括了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和专家59人，其中香港地区的委员23人。7月1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委员会还决定，为了沟通香港各界市民与起草委员会的联系，便于反映广大港人的意见和建议，成立《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由香港各界各阶层180人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