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第三节 新保守主义政治与大国主义思潮的兴起（1 / 3）

一、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与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变革

现代化的发展和现代化目标的达成，也导致了对促成现代化发展的体制的否定。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变，日本社会呈现出的景象已经开始与战后初期大为不同。

其一，就日本国内政治发展而言，战后处于保守与革新对抗两极的自民党和社会党两大政党，其支持基础均由于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趋向弱化，出现衰落的趋势；而“中流意识”的形成又导致政党的政策逐渐趋同，日益丧失思想号召力，市民社会的成熟更加剧了这种趋势。这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的政党政治影响甚大。

从整体来说，“新中间阶层”本来缺乏与政党和政治的固有联系，新的生活方式和高学历所形成的政治意识，又使他们要么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支持任何政党，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多元化倾向；要么对政治持冷漠和不关心态度，这种趋向“中立”的和超然的政治态度，使他们在选举中往往不会在保守与革新两极之间作出选择。同时，在都市化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又出现了新的城市阶层和弱势群体，这些群体都未能被传统的自民党和社会党两大政党所吸纳。因而，60—70年代以后，日本政界开始出现标榜“中道政治”的新政党，在野党走向多党化。而从长期主政的自民党来说，其政权运营也出现了两大问题：一是党内巨大派阀的出现，打破了派阀之间的平衡，使派阀轮流坐庄的“拟似政权交替”无法进行，政党政治走向僵化。二是党内腐败问题。由于战后的政治体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自民党又长期执政，致使日本政治中本来就存在的政界、官僚、财界三者抱合进一步加深，形成“铁三角”；经过高速经济增长的时代，就形成为“利益诱导型政治”，而党内巨大派阀的出现，也使派阀“政权钟摆”的牵制作用消失，进一步加剧了政治腐败的趋势。1976年“洛克希德案”曝光，导致自民党首次分裂，致1976年12月第34届众议院选举，自民党遭遇了建党以来的最大败绩，议席勉强过半，从而在国会形成执政党与在野党势均力敌的“朝野伯仲”局面，1979年第35届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再度失败，党内派系斗争随之激化。当时舆论甚至认为，80年代的日本政治即将进入联合政权的时代，盛极一时的自民党将跨不过80年代的门槛。

上述变化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已开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而战后的政治框架，已渐渐不能容纳变化了的社会现象、政治需求和发展趋势，“五五年体制”开始进入衰退期。由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成为日本战后政治的转折时期，被称为保守政治的“分水岭”。

其二，日本现代化的成功也对日本的政治和对外理念提出了新的挑战。战后以来一直“紧盯着山坡上那一朵云”、努力追赶欧美先进国家的日本，在登上山顶、自己也成为被别人追赶的“一朵云”以后，不可避免地面临选择什么样的新的奋斗目标即“向何处去”的问题。吉田时代确立的经济中心主义的国家发展路线，是建立在战败后日本国力衰弱的基础上的，而到1980年，这个仅占世界陆地面积2.7%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美国的一半，占世界经济的10%，这样一种世界地位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很自然地产生了对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政治地位的追求，希望重新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政治大国”的角色。

同时，随着日本的经济成功，日本与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缩小，日本开始成为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在日美之间产生了越来越激烈的经济摩擦。1971年“美元危机”以后，日本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大量美元流入，赤字增大，摩擦更加尖锐。再者，70年代以后，美国从亚洲收缩力量和世界能源危机爆发，也动摇了日本长期以来经济中心主义路线下的安保观念，使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是对完全依赖于美国安全防卫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二是意识到单纯军事防卫的局限性，认识到对于日本来说能源的威胁并不亚于军事威胁。1971年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对日本的“越顶外交”，对日本也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促使日本政府重新认识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自身的国际地位，以修正以往过分追随、依赖美国的路线，探索在战略上发展多边政治、经济关系的更加自主的道路。这些变化，加上70年代末所谓的“苏联威胁”，就更进一步促使日本着手突破战后以来的“一国和平主义”，寻求综合安全保障；谋求摆脱“一国繁荣主义”，建设“世界中的日本”。

也正是这一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和政策实践。虽然这些思潮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系统理论，其实践在不同国家的构成和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这种思潮产生的主要背景是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的社会动荡、70年代初爆发的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增长的显著钝化。1982年，中曾根康弘登上日本首相宝座后，也举起了新保守主义的旗帜，将日本引入了变革的轨道。

战后日本的保守主义传统可以概括为“经济中心主义”的国家发展路线，亦即所谓的“保守本流”路线。它有三大特征，即（1）对“国家”普遍怀疑的政治价值观；（2）政府（官僚）主导下经济增长优先的现代化赶超模式；（3）在对外事务中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依附型”模式。而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正是在相对于战后传统保守主义的意义上称之为“新”，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际环境变化和国内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对“经济中心主义”路线进行变革、探索日本新时代发展道路的结果。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虽有不同表现，但在基本理念及主要政策主张上却属异曲同工。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它既是已经成为西方体系重要一员的日本，针对西方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做出的反应，也是对日本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所做的回应。总体而言，日本“新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基本成型于80年代的中曾根时期，但早在70年代，特别是大平正芳时期即已开始酝酿。

早在70年代初佐藤内阁时期，自民党已经出现了实行变革、探索新的国家发展道路以适应新时代的意识，但真正开始从战略上探索日本在新时代发展道路的，是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6月担任首相的大平正芳。大平执政期间，日本国内出现了严重的财政经济问题、国际上则局势急剧动荡，他清醒地认识到日本面临的挑战和国际地位的变化，开始积极着手为日本设计新的发展道路。1979年1月，大平在就任首相的施政演说中，系统地表明了他的指导思想，提出要“坚决大胆地修改迄今为止的政策轨道”。他认为：“急剧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城市化和经济合理主义，以此为基础的物质文明本身，已到了极限”，“可以说，已经很到了由现代化的时代到超现代化的时代，由经济中心的时代向重视文化的时代过渡的时候”。由此，大平内阁时期明确地提出了日本作为经济上的大国和政治上的小国这种瘸腿式的存在是不正常的，要竭力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要从“为了日本而建设日本”向“建设世界中的日本”转变，即要成为在世界上起重要作用的国家。为此，在不足两年的执政期间，大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实施新的财政方针，努力摆脱财政赤字。另一方面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在向世界展现日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的同时，努力协调与美国的关系，并突出强调日美关系的平等性和“同盟性”，在国内，则建立了以“田园都市构想研究”为代表的九个政策研究集团，作为首相的私人咨询机关，同时着手制订《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可以看出，大平时期日本的国家发展指导思想已经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

1980年6月，大平正芳在任内去世，铃木善幸短暂继任首相之后，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执掌政权。上台伊始，他就在1983年1月的施政演说及7月在家乡群马县的演讲中，提出要在大平路线的基础上，对日本的战后政治进行“总决算”，并强调“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要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其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总的来说，中曾根的基本思想是：（1）日本正处于“与明治维新、麦克阿瑟改革并列的第三次开国的重大改革时期”，不进行改革将不能实现21世纪日本的繁荣。（2）现行的日本国宪法不是由作为主权主体的国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制定的，因此要审查现行宪法，让国民来确认其长处和缺陷。（3）要进行政治改革，确认国民对自由民主主义价值的信念，树立有日本特色的民主主义。（4）把在世界范围内尊重自由以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秩序，作为自己崇高的事业。日本要作为亚洲民主主义的灯塔或发电机，为推广民主主义而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作出贡献，这应该作为日本的一项国策。（5）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基轴构筑东亚政治的框架。出于当时政治、外交上的考虑，后来中曾根将他的“政治大国”提法修改为“国际国家”。1985年，自民党把“国际国家”正式写进了该党的《特别宣言》和《政策纲要》。这表明到中曾根时期，实现政治大国或“国际国家”，已经成为日本正式的国家目标和自民党的基本战略指导思想。由此，战后传统保守主义的“经济中心主义”发展路线向“政治中心主义”的转变开始起步。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中曾根执政期间，大力推行其新保守主义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着重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教育）的“三大改革”。

在政治上，中曾根明确制订了日本作为西方国家一员，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新的发展目标。他强调日本人必须摆脱战后以来“赶超发达国家”的落后小国心态，“尽快放弃对国际社会不负责任的和平主义”，逐步改变“政治侏儒”的形象；而为了“使日本国内能够产生出色的政治领导权意识”，则“有必要对包括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在内的战后的观念进行全面的再认识”。中曾根在任期间，确实突破了战后政治的一系列“禁区”，如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等。

同时，80年代以来，相对处于经济强势的日本，对自己的安全环境开始怀有深刻的忧虑：一方面，日本如果继续在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不发展自己独立的防卫力量、不营造自己主导的区域经济圈，就必须面对万一有朝一日美国不再承担对日本的军事保护，或由于经济结构类同、缺乏互补性而与美国产生激烈的经济竞争乃至冲突时日本应如何应对的严重问题；另一方面，如欲摆脱美国的影响，谋求独立发展，又无法回避日本作为海岛国家，国土狭小、资源尤其是能源短缺这一无法克服的自然局限。基于这种忧虑，日本开始逐步增强防卫力量。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对其“专守防卫”原则进行了明显调整，转变了作战方针和防卫体制。经过从铃木时期到中曾根时期的多次调整，1983年度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正式提出了“海上击破”的防御战略方针。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1987、1988、1989年度的防卫费，连续三年突破了1976年三木内阁作出的“防卫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不超过1%”的限额。至90年代初，日本在军事上已基本抛弃了“专守防卫”理论和70年代末的“综合安全保障”理论，又提出了“全球性安全”理论。因此，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在对外战略指向上显示出了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外向取向。

在经济上，中曾根时期确定了以变革政府功能、提高效率和应变性、减少财政支出为改革方向，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企业和民间活力，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路线。中曾根执政期间已开始着手放松各种行政规制（限制），扩大民间机构的活动范围，推进市场自由化和国营企事业的民营化。在行政财政改革中，中曾根以同时推行增税和削减财政开支的两手策略，增收节支，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作为这一改革的重要措施，中曾根对“国铁”、“专卖公社”和日本电信电话三大国有公司实行了民营化；同时正式宣告，日本经济结构开始向输入和内需主导型转化。民营化改造的成功，是中曾根改革取得的一大重要成果。

就社会领域的改革而言，中曾根时期也开始对日本的福利政策加以调整。与欧美“福利国家”不同，战后日本式的福利模式是以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方式来体现的。由于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为了抢占国际市场、增强竞争力，国内消费水平受到抑制，国民生活水平始终在政府控制下有计划地缓慢提升，因此，在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面前，日本并未遭遇欧美式福利国家的危机。但是，对于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变化、80年代已在走向高龄化社会的日本而言，如何建设一个健康的福利社会依然成为紧迫的课题。中曾根在大平内阁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活力的福利社会”的主张，如福利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分担，但逐步缩小政府承担的范围；限制福利行政，紧缩福利财政，推进以受益者负担为基础的福利有偿化；建立合理的国家与地方分担关系以及行政机关与福利团体、住民组织、地域团体和社会自我服务组织之间的合理关系，等等。其主要的变革方向，就是凸显“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