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曲折和历史性的伟大转折（1 / 3）

一、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的成就和失误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以后，我国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正是在这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科学地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适时地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移到建设上来的论断，并且明确指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以后，这条路线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许多重大的成就的同时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八大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曲折中发展的，这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7年）。1957年2——3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根据我国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的大变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与教训，提出和论证了两类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正确路线的具体化。并且为此又提出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和广泛的自由，实行“团结——批评一团结”的原则，以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正确处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等一系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方针。这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对马列主义的新的贡献。

在上述正确思想的指引下，1957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党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路子而进行的一种改革。运动初期，党内外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号召，对党的工作和干部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在全国迅速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诒局面。但是，这场具有改革意义的整风运动，为国际国内反对改革的思潮所中断。国际上，苏联的赫鲁晓夫集团，从维护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的需要出发，不赞成我们发扬民主和实施“双百”方计，以免东欧等其他社会主义国象起而效尤。在国内，也有许多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发扬民主的“危险性”。党内，首先是毛泽东同志，也习惯于过去革命时期形成的以搞阶级斗争为主的传统观点。当1957年5月中旬，发现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整风之际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未能正确估计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右派运动，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得反右派运动酿成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极为不幸的恶果。

但是，这一年的经济工作并没有因为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而受到不良影响。在经济战线上，由于认真贯彻了“八大”的精神，总结了1956年在财经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力求做到三大平衡（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到年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工业总产值同1956年相比，增长11.4%，农业虽部分地区遭到灾害，但粮食、皮棉的总产量，仍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科学教育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职工和农民的生活也有明显提高，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二阶段（1958——1960年冬）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使毛泽东及不少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1958年初，毛泽东同志虽曾多次正确地强调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文化革命（指扫除文盲，发展科学文化）和科技革命上来。但是，在同年先后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他对党的八大正式肯定的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主张和做法，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断言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它使6亿人民泄了气”。1958年5至6月间，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午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诚然是反映了全国人民迫切要求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这条总路线是在错误的反右派斗争和批判反冒进的气氛下制定的，在指导思想上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同时，大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轻率地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矛盾，致使党内“左”倾思潮进一步发展起来，严重阻碍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同年八月，党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把工作中心从农业转向工业，在没有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的情况下，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并宣布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情了。”这样就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由于大炼钢铁，其结果，不但浪费了资源，而且削弱了农业，挤掉了轻工业，搞乱了生产秩序，造成市场紧张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觉察到了这些错误，从1953年底到1959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就开始努力领导全党纠正这些错误。例如，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错误的，并批判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错误的实质就是剥夺农民。同年11月底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1959年2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和七月的庐山会议前期，都是研究如何纠正“左”的错误。但是由于对“左”的错误根源和危害缺乏足够的认识，纠“左”工作遇到了重重阻力。

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同志针对党内有些同志拒绝纠正“左”的错误的情况，上书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出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产生“左”倾错误的根源。要求中央系统的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教育全党，明辨是非，提高思想。彭德怀同志的正确主张被认为是“向党进攻”，会议从反“左”倾转向反右倾，将彭德怀及同意支持彭德怀同志意见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打成“右倾反党集团”，继之又在全党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又被错误地说成是阶级斗争。这就使原来没有得到根本纠正的“左”的错误发展得更加不可收拾。它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措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得我国国民经济从1959至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困难。

第三阶段（1960——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前夕。在这期间，我们党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采取了果断的措施，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其间虽也受到了一些干扰，但取得的成就还是较大的，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势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信中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大队）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多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进行整风整社等等，同时发布《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这些规定和指示的实施，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1961年1月，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批准由周恩来、李富春同志提出的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和地方党委负责人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又制定了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化等一系列工作条例，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并给部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为纠正左倾错误做了大量的工作。1958年到1960年期间所犯的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有所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