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在笑谈中（1 / 1）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

一为钓叟一耕佣。

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

兴王只在谈笑中。

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浪淘沙令》王安石

伟大人物和普通人的差别，有时往往是一个机遇。谁会想到，助秦穆公称霸一方的贤臣百里奚，是当初被人从楚国的牛棚里用五张羊皮换出来的；谁又能想到，挂六国相印的苏秦，在被重用前，是个让至亲之人嫌弃的穷书生；又有谁知道，“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当初在街边尴尬地被羞辱。

相传，被孟子称为“圣之任者也”的伊尹，在被商汤任用前，是个耕于有莘之野的农夫，是在被商汤重用后，才帮助汤一举灭夏建立新的商王朝。吕尚（姜太公）在遇到周文王之前，也不过是个“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而已，任他满腹才华，却只能在六十多岁时垂钓在渭水边上。假使伊尹没有遇见商汤，吕尚没被文王寻访到，那么，只能一个是躬耕在田的“耕佣”，一个是垂钓在漫漫渭水之畔的“钓叟”，很可能至此老死。他们的大起大落，历经穷困和变通，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吗？

汤和武王在任用了伊尹、吕尚后，风云突变，商、周王朝的兴衰都只在笑谈中了。千百年过去了，有人能比得上这二人的功劳吗？这又是英雄造时势吗？

不管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不可否认的，伊尹、吕尚二人从普通的贩夫走卒走向伟人圣贤，都是机遇恰当，并且他们善于抓住这样的机遇，不仅为国君开辟新的王朝，而且助后来国君很好地守业，后人提到圣贤必不离伊尹、吕尚。而后来到王介甫是否也能和这二位相媲美呢？

列宁曾称赞王安石（字介甫）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事实也大抵如此。

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还是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向仁宗皇帝上了封“万言书”（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当时的政治腐败的各种现状做了毫不留情的揭露，请求皇帝对开国以来的各种政治、军事制度进行变革，并提出“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方法来扭转国力的积贫积弱，但未获朝廷重视。从此之后，他的政途也发生了一些不顺，在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终以为母亲守丧为由辞官回江宁老家。过了一段时间，即位的宋英宗屡次召见王安石，他却以守丧为由拒绝。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改革的想法，也在等待时机。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抱负远大的神宗皇帝越来越感受到宋王朝面临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重困难，看到王安石的《万言书》后，被他的决心和才干打动。

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召王安石共商变法大计，史称“越次入对”。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任参知政事，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超人气魄全权主持变法相关事宜，轰轰烈烈的“熙丰变法”（后人称为“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这首词约作于“熙丰变法”施行，并小有成绩的时候。王安石通过这首词，把神宗皇帝对自己的支持和汤与伊尹、武王与吕尚相比，称之为“风虎云龙”。通过这首词，作者一方面为自己有着和伊尹、吕尚同样的机遇和明君而得意庆幸；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推行的变法运动更大的肯定与鼓舞，直言“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这首词虽然是怀古咏史类作品，但被欧阳修称为“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的文学家王安石以一个政治家的亲身经历，和饱满的真情来咏叹古之贤者，同样也是自比，这样的乐观豁达是一般作品所不具备的。

可惜的是，到熙宁九年（1076年），由于王安石性格原因、用人不当和变法措施中的一些缺陷及强大的外部阻挠，变法运动最终失败。但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那么，王安石的命运是时势所造吗？是的。他的引领的活动也改变着“时势”吗？答案也是肯定的。所以说，要“风虎云龙”不仅仅需要抓住时机，还需要“历遍穷通”培养才干，这也是给我们后人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