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不利于华为发展的因素都有可能被视为“华为的冬天”,再卓越的企业,也会看到些许“冰冷”的端倪,而华为靠的就是坚定的信念,温暖地走过了每一个“冬天”,这个信念就是——坚持只做一件事。
很多人会问,任正非是怎样为华为制定战略构想的,为什么每一次都成功得那么坚定?任正非对此的回答总是,华为是被逼出来的!任何生命的繁衍生息都离不开环境的塑造,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构成了生态。可以说,生命是环境的产物,那么任正非所言的“华为的成功是被逼出来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环境又会在生物的发展历程中或多或少地发生变换,比如华为的卓越品质早已扭转了外国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多年垄断局面,仿佛自有了科技,中国就一直依附于外国品牌而生存。无疑,华为的出现成就了任正非,成就了华为人,更成就了中国的高科技市场。
企业战略与营销学中,最常用的分析手段就是将企业放在大环境下进行科学地剖析,这个大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与经济环境。其中,政治环境包括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法规,以及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社会环境指的是人口、居民的收入或购买力,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等;技术环境一般是与本行业有关的科学技术的水平和发展趋势;而相对于其他环境因素,更能与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就是经济因素,企业所处大环境下的经济因素包括宏观经济形势、世界经济形势、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企业的直接市场等。
1987年,深圳出台了“18号文件”,该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的产权问题,在深圳经济小环境的改变之下,华为在任正非“被逼无奈”下应运而生了,恰逢当时大环境也倾向于支持民营企业的发生和发展,直接为华为的前进选择好了方向和目标。“后来,华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我们感到税负太重,很多同事说把钱分了算了。”任正非说。但如果把钱分了,华为就没了,华为的员工就面临着下岗,中国的劳务市场就会多出那么几万或十几万的再就业人员,这不就是给社会添麻烦吗?特别是对多年来支持华为成长的广大消费者市场,所有的华为用户都将失去信赖已久的伙伴。这是任正非所不能想象的,也是华为不愿面对的局面。
千钧一发的时刻,深圳又出台了“22条”,规定投资先不征税,等到收益后再征税,这则条款随着华为的发展实行了好几年,这些年也足够华为发展壮大的了,再后来,华为已经规模化了,“22条”完成了它成就像华为这样的企业的使命。
为了坚持做好一件事,华为在技术和人才上的付出是巨大的,为此,任正非一点也不心疼,好钢一定得用在刀刃上。每年数百亿的研发投入,每年9位数的用于IBM顾问团的管理支出,这些数字是很多企业几年的销售额,但在华为,这是每年都还会递增的“新常态”。对于为什么会花如此大的支出用于企业管理,任正非坦诚地说:“你们知道吗?丰田的董事退休后带着一个高级团队在我们公司工作了10年,德国的一个工程研究院团队在我们公司也待了十几年,才使我们的生产过程走向了科学化、正常化。从生产几万块钱的产品开始,到现在几百亿美元、上千亿美元的生产,华为越搞越好。我们每年花好多亿美元的顾问费,我们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不知道什么叫交付,全是请世界各国的工程顾问公司帮助我们。第一步就是认真学习,使公司逐步走向管理规范化。现在我们正在自己往前走,就想再做得更简单一些、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