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发展一种科学的教育学体系,我们就必须从原来的道路上走出来,改走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教育学发展的道路。我们也要对老师进行同步培训,让他们熟悉实验方法,并成为一名观察者。老师应该在学校中进行观察和实验,让孩子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足够的自由,并让孩子的个性充分地得到发展。如果这一新的科学教育学来自对孩子的研究,那么老师们要切记,只有自由的、不受束缚的孩子才可以被作为这项新的研究中的观察对象。
在实验科学中,只要把一种方法应用到它自身,就会产生一门分支学科。比如说细菌学的科学内容是在隔离方法和细菌文化中产生的;人们在罪犯、精神病患者、临床病人和学者等人身上应用了人类学,于是便有了犯罪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所以,我们想要研究实验心理学,就先要对实验中所使用的技术进行精确地定义。如果我们要给某种方法或技术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或是得到一个确切的有关实验科学应用的结果,我们就需要进行实验研究。我们在解释实验时,不可以掺杂任何偏见,以免影响最终的实验结果。例如,人的大脑和人的智力差异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想科学地观察人的大脑发展过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观察对象中那些聪明的人和迟钝的人一视同仁。如果我们认为聪明人的大脑一定发育得更完善,我们的研究结果就会出现偏差。
做实验的人应该抛弃所有成见。如果我们希望用实验心理学进行研究,我们就必须把以前的信念都清除,用实验心理学寻找真理,并将它变为现实。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过于教条。然而人们在研究儿童心理学时或许就犯了这种错误。我们不走教条主义路线,而是让孩子彻底得到自由。如果我们想在观察孩子的自然行为的过程中得到某些有用的结论,并希望用这些结论引导我们建立真正科学的儿童教育学,我们就必须克服教条的思想。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在对孩子日常生活的观察中得到一些能够引导我们建立真正科学的儿童教育学的结论。
只有通过实验方法,连续地战胜各种偏见,我们才能构建起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的科学内容。所以,我们必须建立一种不同于其他实验科学中所使用的、专门为实验教育学量身定做的方法。科学教育学被包围在卫生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中,虽然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受教育的人群,但它却采用了上述三种学科的部分技术方法。在“儿童之家”工作了两年后,我发现我研究的工作中有些部分和实验教育学使用的方法有关。我用这种研究方法对3~6岁的孩子展开了研究。我在这些研究中得到了一些惊人的发现,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在未来用这些尝试性的实验研究去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
事实证明,经验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建立起一个完全的教育体系,也不能把我们如今的教育体系应用在所有的学校中进行应用。我说我目前的研究工作建立在我过去两年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这话并不确切。准确地说,“儿童之家”所使用的教育体系有着久远的历史。我们应该记住它是从对畸形儿童的教育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它体现了人们长期以来为了探索正确的教育体系而进行的努力。
大约15年前,我曾在罗马大学精神病治疗诊所担任助理医生,所以我经常有机会出入精神病院,在其中挑选研究对象并对他们进行研究。在从事这一工作期间,我开始对居住在普通精神病院中的弱智儿童产生了兴趣。甲状腺器官疗法在当时已经很发达,外科医生也开始对身体有缺陷的孩子产生了关注,于是我一完成了正常的医院工作,就开始研究孩子的疾病。
对弱智儿童产生兴趣后,我研究了爱德华·塞昆为这些孩子设计的特殊教育法,并从中掌握了这种教育方法的整个思想。在外科医生中流传着这样的思想,即“教育疗法”能够治疗患有耳聋、中风、弱智、佝偻等精神性疾病的人。人们认为医学和教育学必须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治愈这些病人。于是,人们开始依靠体育锻炼治病。然而,我的观点则和我的同行不同。我认为智力缺欠不是医学上的问题,而是教育上的问题。人们针对如何治疗和教育弱智儿童提出了很多观点。1898年,我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教育学大会上发表了一篇以“精神教育”为题的演讲。我将自己的不同观点公布于众,并在外科医生和老师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生动有趣的问题。
盖都·巴克西里是教育部长,也是我的导师,他让我给罗马大学的老师上一堂关于如何教育弱智儿童的课,后来,我又在我管理了两年多的州立行为心理学学校讲过这方面的课。我每天都要给那些从小被认为是弱智儿童的孩子上课。慈善机构出资成立了一所医学教育学院,除了接收公共学校的孩子,还接纳所有生活在罗马的疯人院里的弱智儿童。
我和我的同事花了两年时间为罗马的老师们设计出了用来观察和教育弱智儿童的方法。起初,我只对老师进行培训。当我在伦敦和巴黎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关于教育弱智儿童的方法的研究后,我自己也开始进行儿童教育的实际工作了。我要每天从早8点到晚7点直接给孩子上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一名小学老师。经过两年的实践,我第一次在教育学方面得到了真正的学位。
刚开始从事弱智儿童教育时,我就认为我们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我相信,我们的教育原理比人们正在使用的方法更合理,因为我们能够让这些孩子获得智力上的进步。我对这份工作有深厚的感情,在我离开学校去寻求教育弱智儿童的更好方法时,它几乎控制了我的全部思想。我坚信,如果我们在正常儿童身上也使用这种方法,他们一定会有不可思议发展。之后,我开始满怀从事正常儿童教育学并对其原理进行研究的希望,更加详细地研究矫正教育学,我还为此进入一所大学学习哲学。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思想是否能够得到验证,但是我有一种信念,一定要让这种观念得到深化和拓展。我放弃了其他工作,做好了承担未知任务的准备。
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外科医生第一次开始探索对弱智儿童的教育方法,他在医学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开辟了对耳疾的研究,尝试了对听觉进行教育,帮助一个聋哑人机构中没有完全丧失听觉的人恢复了听力,并花了8年时间看管一个白痴男孩。他治疗了不少听觉能力方面有问题的人,并把他采用的方法用在了治疗其他感知官能的方面。
伊塔德在自己的教育学著作中详细地描述了他的教育成果和经验,读过他著作的人都能发现这些教育成果和经验都是通过进行实验心理学而得出的。而真正建立了弱智儿童教育体系的人是爱德华·塞昆。塞昆首先做了一名老师,后来转行做了外科医生,他以伊塔德的教育经验为出发点,并对疯人院的弱智儿童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然后把自己的经验用于巴黎的鲁·皮加勒的一所小学。他于1846年出版了《弱智儿童教育中的心理卫生治疗》一书,并在书中第一次阐述了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