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出生的时候，真可谓遇到了一个乱世，不仅有强大的外族虎视眈眈，而且中央和地方之间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朝官为求自保，纷纷寻求党派庇护，牛僧孺也因此被裹挟进党派斗争之中。最开始的时候，牛僧孺只能听天由命，即便遭遇莫名的打击也只是隐忍不发。但是机缘巧合被推至风口浪尖，牛僧孺也只好勉力为之，担起了一党领袖的责任，而他的人生也就此注定不凡。为了帮助皇帝稳定国家局势，牛僧孺奋不顾身地跳入宦海当中，一番挣扎之后终于找到自己的道路，结果却因为略显消极而遭到非议。
出仕
牛僧孺出生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籍贯有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和安定鹑觚（甘肃灵台）两说，其家是陇右世家大族。现存的史料记载，牛僧孺的远祖本姓尞，在曹魏时期官至尚书，封临泾公，被当时的统治者赐姓为牛。其八世祖牛弘曾在隋朝被拜为仆射，封奇章郡公，赠文安侯。但是由于隋朝的覆灭和唐朝的崛起，牛僧孺的祖上开始家道中落，其祖辈和父辈虽然都混迹官场，但都只是一些微末小官。牛僧孺出生的时候，其父牛幼闻任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牛僧孺幼年便随父客居郑县。
七岁的时候，父亲病故，母亲改嫁到庐陵禾川（今江西吉安），牛僧孺即随母亲与继父一起生活。古人有父母死而居丧的习惯，牛僧孺虽然只有七岁，但是仍然懂得遵守相关礼数，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越矩。值得一提的是，牛僧孺这样做并没有任何人强迫，而是完全出于他对自己的要求。有史料中伤牛僧孺的母亲不守妇道，后世经史家考订，认为该史料内容是牛僧孺的政敌所著，在此不予采信。十五岁成年之后，牛僧孺回原籍继承祖业，这里有其远祖牛弘留下的数倾良田。史料记载，牛僧孺的祖业在灞水和浐水之间，乃是远近闻名的丰土沃壤。除此之外，牛氏一族还有数千卷藏书可供子孙阅读，这无疑为牛僧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读书参加科考，成了牛僧孺的必然人生路线。由于数顷良田的供养和数千卷书籍的便利，再加上一颗少年老成的克己复礼之心，牛僧孺每日勤奋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学业基础。史料记载，这个时候的牛僧孺已经因为学业出众而身负盛名，还曾得到韩愈和柳宗元的点拨，并由此进一步得到了革新派宰相韦执谊的赏识。二十六岁时，牛僧孺凭借韦执谊的鼓励，信心满满地走进了考场。考试结束，牛僧孺交出的考卷书法娟秀，卷面整洁，对于时弊的论述也能够切中要害，得到主考官的高度认可，牛僧孺榜上有名。
按照惯例，新科进士需要拜谢座主（即主考官）并参谒宰相，由于正式举办仪式的地方在尚书省都堂，所以后世多俗称为“过堂”。在唐代，学子中了进士之后还要参加吏部的关试，但是随着韦执谊等革新势力的失势，牛僧孺也被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浪所吞噬。第二年春，牛僧孺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制举试”，果然名落孙山。如此一来，牛僧孺不仅仕途失意，而且连生活同样陷入困顿，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障了。不过，牛僧孺在这一时期结识了白居易和元稹等大名士，他们在长安城外的华阳观纵谈古今，度过了一段美好的青春时光。后来，白居易还曾据此作了一首《酬寄牛相公〈同宿话旧劝酒〉见赠》，其文如下：
每来政事堂中宿，共忆华阳观里时。
日暮独归愁米尽，泥深同出借驴骑。
交游今日唯残我，富贵当年更有谁。
彼此相看头雪白，一杯可合重推辞。
次年，牛僧孺再应“制举试”，不中。再次年，牛僧孺仍旧参加“制举试”，当时的宪宗皇帝积蓄贤良方正的臣子，因而推崇直言敢谏之风。牛僧孺向来心思沉稳，目光独具，极富痛陈时弊之能，他终于通过了考试。但是，当时的时弊主要针对当权派大臣，所以牛僧孺痛陈时弊的做法基本相当于“太岁头上动土”，因而遭到了以宰相李吉甫为代表的当权派大臣的强力反弹。此时，宪宗皇帝的权力早已日薄西山，无奈之下只好顺从了他们的意愿，贬谪了包括主考官在内的一批革新派大臣，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元和制举案”。如此一来，牛僧孺虽然通过了考试，却并没有被朝廷重用，而是出任伊阙尉，兼河南尹幕水陆运判官，成了地方藩镇中的一名文职人员。
需要指出的是，牛僧孺等人针砭时弊所做的评述，不仅针对宰相，还包括宦官、群臣和藩镇等，乃是全面论述当时社会的弊端。但是具体来讲又各有偏重，比如皇甫湜所做论述主要针对宦官，而牛僧孺所做陈述主要针对宰相。牛僧孺之所以会与李吉甫结怨，这里就是最早的开端，或者说这里就是最早政见分歧和利益冲突的开端。后世史家经常把牛僧孺此次遭到排挤的原因混淆，或者一概言之遭到宰相打击，或者一概言之遭到宦官打击，在此特加以说明。当然，宰相和宦官在此虽然成了革新派势力的共同敌人，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化解，同时也不可能化解，他们之间的斗争始终存在，并一直延续下来。
至于当时整个国家的局势，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的冲击，繁荣昌盛的局面已经一去不返，中央政权严重被各地藩镇割据。最开始的时候，只有河北四镇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随后便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就连长安也被藩镇将领周智光占据，并且大有“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意味。唐宪宗凭借逐渐积累的经济做后盾，中央政权才收回了一些节度使的实权。但大多数节度使仍然拥兵自重，只是暂时收敛了锋芒，只要时局有变，他们就会出来作乱。但藩镇割据的事实已经形成，唐王朝只好采用“边拉边打”的政策，勉强稳定住局面，同时也不得已承认了各地藩镇的合法地位。
这个时候，宦官专政也开始严重威胁唐王朝的统治，以至于中央政权陷入内忧外患的深重灾难之中。宦官专权始于唐玄宗时期，由于“安史之乱”的祸乱，统治者开始对文臣武将失去信任，转而重用宦官集团。凭借统治者的宠信，宦官集团首先控制了皇家禁军，即左右神策军，进而以监军的形式对全国军队实行不同程度的掌控。紧接着，宦官又染指国家的财政大权，因而终于自成一体，开始反过头来威胁皇权。最终，宦官集团在与朝臣的政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宪宗皇帝之所以能够登上皇位，就是因为得到了宦官集团的大力支持。
牛僧孺在这种政治背景下登上政治舞台，并且一脚踏进了革新派大臣的行列，自然受到宦官集团和守旧大臣的排挤，同时也注定了他的仕途不顺。除此之外，唐朝晚期还有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左右着时局发展，那就是亲近吐蕃的唐朝政治势力，确切地说是吐蕃在大唐王朝的利益代表。从史料来看，在玄宗时期唐王朝仍然和吐蕃保持着友好关系，到“安史之乱”时期，吐蕃乘虚进占中原，导致双方关系破裂。出于自卫，唐王朝多次对吐蕃实施打击，最终在唐长庆元年（821）双方完成“长庆会盟”，由此结束了长时间的相互对立关系。当时，牛僧孺虽然尚未登上中心政治舞台，但是对于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却一直密切关注，这样的大前提和大背景也为对外政策方面提供了依据。
先抑后扬
牛僧孺在地方为官，虽然政绩并不显赫，但凡事都能够明察秋毫。史料记载，当时的一位书生路过牛僧孺的辖区，碰巧遇上一起强盗杀人抢劫案件。负责督办此事的官员无法缉捕盗匪归案，为了应付差事，他便将书生抓了起来，并且在严刑拷打之下使之认罪。卷宗交到牛僧孺手中审批，立即被他看出了蹊跷，复审之后很快查明内情，不仅还了书生一个公道，同时也惩办了那些不负责任的办案人员。接下来，牛僧孺调动各方力量，最终将聚集在山中为祸一方的盗匪剿灭，为当地百姓创造了安居乐业的环境。
由于牛僧孺表现出色，巡查官员多次向朝廷举荐他，但是由于当朝宰相对他心存芥蒂，始终未能如愿。即便如此，牛僧孺仍然不改自己的耿直作风，时常以奏疏的形式向宪宗皇帝犯颜直谏，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一诫”。不过，牛僧孺的作风虽然没有带给他仕途上的帮助，但是却让他得到了另外一种回报。由于名声在外，京兆少尹辛秘钦佩牛僧孺的为人，相信他在日后必将成就一番大事业，因而将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他。当然，对于牛僧孺的耿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他在努力经营自己的耿直美名，用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但是不管怎样，这一时期的牛僧孺还是以正人君子面貌示人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和元稹等名士都与之相交，可为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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