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评·文史通义（1 / 1）

内容概要

《文史通义》是一部关于我国史学方面的理论著作。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并称为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全书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其中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该书版本很多，以至于内容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一卷。

关于历史的编纂学问题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等诸篇中。章氏发展了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在“才、学、识”之外，又提出了“史德”的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阅读指南

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阐发史意或史义。他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一文中曾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做也。”这里说的就是他通过与以上诸家作比较，明确地指出自己撰写《文史通义》一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阐发史意。他在《文史通义》的许多篇章中也谈到阐发史意的重要性，比如《文史通义·言公》篇中说：“做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说：“史所贵者义也。”《中郑》篇中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可以说，阐发史意是《文史通义》一书的最高宗旨。这与当时的学术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清朝初年，顾炎武开创了考据学派，但是碍于清政府既高压又怀柔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使得考据学派的学者将精力与才华都放在了埋头整理典籍之中，不问世事，成为无用的鱼虫之学。章学诚认为，这相当于是从明代无本空谈的极端又到了舍今求古的另一个极端，因此，考据学派应摒弃之前的态度，将自己的主观见解完全表达出来。他在《与汪龙庄书》一文中说：“今日学者风气， 征实太多， 发挥太少， 有如桑蚕食时， 而不能抽丝。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这里就明确表达了自己撰写《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的用心，也有矫正当下考据学风的用意。

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著作之林校雠得与失。他在《与陈鉴亭论学》一文中明确地说出了这个目的。他还在其他一些文章中多次表达过这个意思。所谓“校雠”，即不是仅局限于核对书籍、厘正错误等一般性质的校勘工作，更主要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第三个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他是浙东史学的殿军，继承并发展了浙东史学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他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说道：“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即记载历史如果不切合当时的人事便没有资格谈论史学。

作者介绍

章学诚（1738年—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即今天的绍兴市，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和教育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对过去的文学和史学进行了有力地批判，还提出自己关于编写文史的主张。对于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在他所修的诸多地方志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的论断，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由此建立；同时他还总结前人修志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这些都为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章学诚的一生都是贫穷的，他时常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这种生活处境影响到他不能安稳地专心进行学术研究，《文史通义》一书的创作过程就非常坎坷，进展十分艰难和缓慢。就在章学诚逝世的前一年，他就因为积劳成疾而导致双目失明，然而即便这样，他仍然笔耕不辍，其精神令人佩服。但终究天不假年，他早就列入计划的《圆通》《春秋》等篇章还没来得及动笔，便在遗憾中去世了。《文史通义》一书，章学诚从35岁便开始着笔，直到他64岁逝世之际，共历时29年，他精心探讨，竭思尽虑，积文而成，然而严格说来，却是没有写完的，但它却凝结了章学诚的毕生精力和思想精华，是章学诚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