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盲手里的旅游图
佛经为什么需要解读？这问题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问题，但事实上，在很多人的眼里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会遇到的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佛经是要去‘行’的”。这里的“行”自然是实践的意思，这本没错，但是，用实践来否定理解，这就错了。
不仅是在佛教领域，似乎只要在信仰的领域，这个问题就总会出现。即便当初我分析“《春秋》三传”的时候，也有人说过“‘《春秋》三传’不是用来读的，而是用来行的”。
虽然经典们互相之间的矛盾百出，很难让人搞明白到底该听谁的话，到底该怎么去“行”，但我可从来不曾否认过“行”的重要性，况且，佛教的一些宗派（譬如禅宗）本来就是强调实践的——你如果去问一些古代禅师有关佛学的义理问题，他们往往是回答不清的，也不认为这种问题能够用语言解释清楚，他们不大会仔细描述你想去的目的地，却会告诉你通往目的地的正确路线。这就像一个从没去过上海的人问一个上海人：上海到底什么样？上海人虽然很清楚家乡的样子，但却很难解释清楚，于是，他会画一张路线图出来，告诉你怎么去上海，等你到了以后可以自己去看。
禅师们的这种作风被后来一些故作高深的人搞得过于高深了。试想，张三问禅师：“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啊？”禅师沉默不语，只是伸出一根手指。李四问：“听说猪肉涨价了，怎么办呀？”禅师沉默不语，照旧伸出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包打天下，足以蒙住很多单纯的外行——我写的这篇东西，如果出成书，前后两三百页全是白纸，只在中间某一页上画一根手指，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买。
事实上，许多佛经并不指导人们如何实践，而是把力气都花在讲道理上，苦口婆心地论证世界为什么是空幻不实的，人生为什么是没有意义的，解脱之道为什么如此重要。即便就实践一层的意思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佛经（或其他什么经典）就像是一张旅游图，指引我们上天堂或是别的什么我们向往的地方，的确没有什么人会把旅游图当作教科书来深入研读，在一般情况下也的确没有这个必要，手里拿着旅游图的时候我们是要抬脚去走的，但是，我们首先要能看得懂旅游图才能抬起我们的双脚吧？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旅游图往往并不是容易看懂的，我们需要知道坐标，知道比例尺，知道一些必要的符号，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识字。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我们还需要确定我们手里的这张旅游图是正确的、正版的、最新版的，是经过一家信誉良好的出版社严格三审三校的产品——遗憾的是，要齐备这些条件往往并不容易。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文盲初到北京，拿着一张十年前出版的盗版旅游图，想从北京站走到颐和园，成功的可能性能有多大呢？同样，我们拿着一部充满着讹误、增窜、脱漏的佛经，义无反顾地拔脚就走，我们到底会被指引到哪里去呢？
佛教典籍浩如烟海，一个人就算穷尽三生三世也没可能看得完，这些经典有许多是来自印度的，经过翻译，难免会损失一些什么。当翻译问题积累过多的时候，认真的读者就该挠头了：“这些话怎么都说不通呀？怎么有这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呀？”当然，另一方面，错误的翻译也可以被阐释出深刻的哲理，比如，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观世音为什么叫观世音。我见过好几种解释，一种比一种深刻，但精通梵、汉双语的玄奘在西行之路上发现：这分明是对梵文的误译，正确的意译应该是“观自在菩萨”。
翻译经典会出问题，本土经典一样问题重重。现在我要讲的这部《坛经》，版本众多，其中有不同人的不同抄写，也有不同时代人的不同篡改，错别字自然更是少不了的。种种说法互有出入、互相矛盾，莫衷一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拿到好几份北京旅游图，有的把颐和园画在北城，有的把颐和园画在南城，有的干脆就没有颐和园，你还会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拔脚就走吗？
经典大多都是这样的，成书的过程和现代出版业截然不同。我们很容易拿现代生活的习惯来套古人，以为某位大师写了一部书，给出版社投稿，经过三审三校，最后主编签字，印刷出版。但古人既没有这样的出版流程，更少有著作权意识，成书过程往往是累积型的：学生抄了一些笔记，学生的学生整理这些笔记，不知又是哪一代的学生在这些笔记整理稿上删删改改，又不知什么时候就突然成书了。这样的书往往被冠上祖师爷的名号，但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内容属于祖师爷自己。再者，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笔记，不同的笔记又有不同的流传，如果各自成书，当然内容不同。大家熟悉的《论语》就有着这样的经历，之所以我们现在只看到“一部”《论语》，只是因为其他版本的《论语》都失传了而已。《老子》也是一样，并不存在一位“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被关尹拦着，不得不写下五千言的事情，即便在郭店竹简本《老子》出土之前，《老子》文中被增删、润色的铁证便已经被史家的火眼金睛给发现了。至于我们一般读的通行本《老子》，是到唐朝才基本定型的本子，所谓“道”为上篇、“德”为下篇，五千言，八十一章云云，这都是唐玄宗搞出来的，圣旨一下，古籍原貌尽失，再等时间一长，人们忘记了当初这个缘由，就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老子亲笔写下的完整版本的原貌，而在这种张冠李戴的基础上大谈老子如何如何，这种事居然还很常见。大家可千万别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通行本《老子》就是《老子》自古以来始终不变的样子。
经典往往如此，佛家更有甚之。和尚们普遍比儒家更缺乏学术态度和历史精神，再加上神道设教的手法，便给后人摆出了一座空前巨大的迷魂阵。有时候我们简直可以这样形容：一切细节都是可疑的，只有信仰是真实的。那么，回到旅游图的那个比喻，我们拿着一份旅游图，想从北京站去颐和园，我们如果想把路走对，就不得不参照其他版本的北京旅游图，当然，还要学会认字，学会看坐标、比例尺和地图符号。
走到目的地并不容易，不是拔脚就走、稀里糊涂就能到的。佛陀可以说是第一个成功的探路者，当初他老人家为了探明这条路可真花了不少工夫，吃了不少苦头，最后终于把路探明白了，也就成了佛了——佛的意思就是“觉悟的人”。佛教早期一直把佛陀当作一位“觉悟的人”、一位伟大导师来看待，佛陀变成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形象那是后来的事。
所以，我们要想达到佛陀给我们指出的那个目的地，就得认真学习他老人家留下来的地图。
但如果你一定要穷追不舍地问：真把佛法搞通了是不是一定就能解脱生死轮回之苦？——这，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了。
2.不同根器的人如何从北京走到上海？
另一个常见的说法是，地图们看似互相出入、互相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因为那是针对不同根器的人而分别设计的，至于最终结果，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种说法现在很是流行，如果追溯源头，至少《坛经》里的慧能大师就这么说过，而且，与禅宗同时代的唐代几大宗派也有这样的说法，这在唐朝看来是个公论，而唯一的问题是，每一派说的都不一样。天台宗说当初佛陀说法一共分为五个时期，针对不同根器的人分别讲授不同的经典，从一开始的《华严经》一直讲到最高级的《法华经》，所以《法华经》才是佛的终极真理。不用问，天台宗主推的就是《法华经》。
可是，别的宗派也这么看吗？当然不是。比如华严宗，他们也把佛门经典分成五等，《华严经》是最高的一等，比任何宗派的任何经典都强。
就连唐僧的法相宗也未能免俗，他们把佛陀说法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佛陀针对根器浅的人讲方便法门，只有第三阶段讲的自己这一派的内容才是核心奥义、终极真理。
是的，佛教越发展流派越多。就说中国佛教吧，我们比较熟悉的除了禅宗之外，还有密宗、净土宗、唯识宗等，各有各的说法。大宗之下又有小派，比如，禅宗又分顿宗和渐宗，顿宗又分临济宗、曹洞宗等。唐朝的调和论我们已经见识过了，都是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现在的调和论就温和多了，大约是因为没有多少人还真正在佛学理论的追求上像古人一样较真了，他们常说的是，佛法只有一个，但因为世人根器不同，所以佛法要因人施教。这就好像同样为了让学生们通过小学数学的全国统考，有的辅导班推行一天二十四小时的题海战术，有的辅导班推行兴趣教学法，有的则推行自学成才，如果你缺乏意志力，那就选个管理严格的辅导班，如果你意志力很强，那就努力去自学成才。猫有猫道，鼠有鼠道，总有一款适合你，而最后的统考则是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把所谓根器比作钱财，同样是从北京到上海，有钱人可以坐自己的专机，走一条直线直达上海；钱少点的人可以坐火车先到天津，然后坐长途车到塘沽，再坐船走海路南下。如果我们把这两条路线标在地图上，会很容易发现它们的不同。但是，不会有任何一份交通图告诉你从北京到上海的正确路线是步行一直往北走。这就是说，从北京到上海，可以有无数条正确的路线，但并不是所有的路线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确实有无数条道路都可以让不同根器的人修成正果，但不是所有的道路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持调和论的人往往会犯这个错误，把“无数”等同于“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