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奉行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1 / 3）

有意思的是，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的盟友德国法西斯政府，竟然是中国军火的最大供应商。对于卢沟桥事变，由于德国政府在事前没有得到来自日本方面有关中国事件的任何信息，先是感到十分震惊，继而还附和英美等国，指责日本违背了非战公约。

7月14日，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会见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认为中日冲突是“极不幸的举动，希望双方能和平解决”。万一事变扩大，德国政府会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

7月20日，德国外交部向驻各国使馆、使团发出指示，指示德国必须在远东冲突中严守中立。同时，德国表示为了德国的远东经济利益，希望“事变”早日解决。同日，德国外交部指示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德国的地位不允许有任何单方面的有利于日本的表现。同时，德国还继续向中国提供大批军火和输送军事顾问。希特勒赠送一批武器给蒋介石的警卫营。德国军事顾问团参与了华北抗战计划的制定。

对于德国支持中国政府的做法，日本决策层很是恼火。日本以不惜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要挟，最终说服希特勒下达了停止对华军火供应、撤回在华德国顾问等命令。但这些命令仍一度遭到“亲华派”占上风的德国军方和外交部的强烈抵制。

迫于军方和外交部的压力，7月20日，戈林给国防部国防经济处处长托马斯上校发出指令：“仍以目前的方式继续与中国的贸易。”对于日方的抗议，德国外交部政治司长魏茨泽克反唇相讥：“不仅日本无权控制或质问德国武器输华，就连德国政府亦无权阻止私人对华军售。”牛赖特也表示：“德国武器输往中国，保持适当之限量。中德经济之发展，是基于纯粹商业基础，并非经由德日谈判所能解决。”

7月28日，德国外交部就在给其驻日大使狄克逊的训令中明确指出：“日本欲以中国为基地对抗共产主义以履行防共协定，此举令人无法理解。须知，在第三国领土上对抗共产主义并非防共协定之目标。我们认为，日本的做法实已违反防共协定，因为日本阻碍中国之团结统一，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成长与蔓延，而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怀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

德国还几次向中国政府声明，1936年德日签署的防共协定并没有要求德国担负在中日战争中援助日本的义务。一方面，德国对日本侵华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德国外交部、国防部、经济部，都坚决抵制建立亲日的远东政策，企图维持中德邦交。德国亲日派外交官狄克逊曾哀叹：“德国对东亚的同情，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对中日两国厚此薄彼。”“就连在外交部，亲华派的人数也压倒了亲日派，而且随着希特勒和纳粹党与日本关系的不断推进，前者的人数越是增加。”

据统计，在抗战的最初几个月，中国对日作战的军火有80％左右来自德国。1937年德国对华出口军备物资为8278.86万马克，占当时中国所得到的整个外援的60％。美国国务院的情报，也证实德国确实是中国进口军火的最大来源。据1938年7月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制成的一份《中国输入军火备忘录》统计，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各国输入中国的武器，德国军火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品种上都占第一位，苏联居第二位。公正地说，在英美观望之际，苏联大批援华物资到达之前，德国军火对中国初期抗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作为日本的盟友，希特勒德国为何采取温和的对华政策？这和德国传统的亲华政策以及中德友好关系有着深刻的关系。在德国，亲华派一直很有势力。1933年，德国的考茨少校和威伯尔中尉在后方坐镇指挥张学良的部队与日本关东军作战。1935年，德国在华军事顾问队伍已经达到70人。德国顾问团几年中为中国训练了30万中央军，成为日后抗战的重要力量。1936年，德国帮助蒋介石政府制定了《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打算在华南和华中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以建立工业基础和为抵御日军入侵做好充分准备。为了筹措实现该计划的建设资金，中德签署秘密的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德国政府给予中方货物信用借款1亿马克。中方将在随后五年中每年购买2000万马克金额的德国军火和机器，在十年内用各种农矿产品归还，每年为1000万马克。中国的军火供应也基本依赖德国，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军火占中国进口军火总额的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