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方面战时体制的开始（1 / 1）

形势日趋严峻，让蒋介石不得不作出新的部署。

7月13日，蒋介石按照战时体制，开始以陆海军总司令的名义号令全军。

8月15日，蒋介石向全国下达了抗战总动员令，并很快建立了战区制，将全国划分为五大战区（司令官按照顺序排列分别是程潜、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和李宗仁，后来战区陆续扩大），编制抗战序列。从8月起，仅湖南、山东、山西、四川、贵州、甘肃七省，每月就招募新兵6万人。

战时体制实施后，驻防徐州、蚌埠间的胡宗南部第一师及教导师，也在13日向徐州、郑州两个战略要地移动完毕。其他部队也陆续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沿线集中，以便随时开赴平津。

按照战时体制，蒋介石将国民经济转入了战时轨道。从7月下旬起，南京政府全面加强了对交通、粮食、资源、财政、金融等重要领域的控制，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重要的中枢机关、军事企业、重要的工厂，也开始逐步向内地迁移。

8月7日，蒋介石成立了最高国防会议，作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蒋介石担任主席，以确定抗日作战方略。除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外，各地方军队将领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等，也正式出席。

在进行战时动员的同时，蒋介石还对和平抱有很大的希望。7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声称只有“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即使讲和，也要“绝对与中央一致”，“万勿单独进行”。蒋介石还强调说，“只要不允签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也不能坐视不理；而且重要数国外交，皆已有把握。”

7月14日，前去增援二十九军的孙连仲部开抵石家庄。参谋部次长熊斌到达保定，并派处长李忻赴天津，向宋哲元交代以下两点：（一）中央军北上乃为增援廿九军；（二）如能和平解决，亦可为廿九军助威。

这无疑是蒋介石的悲哀。蒋介石在对付红军时，从来没有说过“固守”这样的话。而在对日策略上，他显得从来没有过的谨慎。蒋介石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但是在战略上，固守是没有出路的。日本大军正在来华的路上，待其援兵来到之后，想固守也固守不住了。因为北平的许多战略要地已被日军占领，仅凭卢沟桥是不足以据守的。

本来，宋哲元就出于保存地盘和实力的目的，希望和日本人达成妥协，以求相安无事。但是蒋介石在电报里却说可以讲和，只是不要单独进行而已。这使得本来就未下定决心的宋哲元愈加踌躇不定。蒋介石对于依赖列强的干预，和平地、局部地解决事变仍抱有很大幻想。蒋介石还把希望寄托在“数国外交”上，但是真的像他所说的“皆有把握”吗？

为了及时全面了解前方战事情况，7月13日，何应钦给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致电，要求他们每日将战事至少电告三次。

7月14日晚，国民党军事当局照例在何应钦官邸举行会议，就和战方针进行讨论。在何应钦官邸举行的军事会议，几乎每个晚上都召开，直到8月12日为止。

虽然天气炎热，但是参谋总长程潜（8月以后，参谋总长由何应钦接任）仍然身着上将军服。肩上扛着的三颗星，在光怪陆离的壁灯下闪闪发光，显得格外威严。程潜环顾四周，用一种不容辩驳的口吻说：“我们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忠诚觉悟，停止内战，为抗日的神圣事业而尽心竭力。”喝了一口水后，程潜接着说，“现在我们希望缓兵，以完成我方准备。所谓完成准备，即对长江设备完成，可以确实控制长江之安全，而保长江之枢纽，则无论实行持久战或歼灭战乃有把握。但目下之准备与军队之动员，仍不可忽。”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忍受不住炎热，把风纪扣解开。他则对于开战缺乏信心。他说：“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他提出：“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显然，徐永昌不主张马上开战，对于妥协抱有很大的希望。

训练总监唐生智是个大个子，气宇轩昂。他的观点和徐永昌颇为类似，同意在准备不周，稳操胜算的条件下谋求对日妥协。但是他不主张由中央为宋哲元确定妥协标准，应当采取“意在五角，而要价一元”的办法。唐生智说：“现在宋明轩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间，冀察必非我有。故目前宜表示强硬，而任宋明轩之妥协运动之进行，如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则中央可追认之，否则中央予以否认。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

在日本决策层已经准备大规模派兵侵华的情况下，国民党高层却仍然没有做好战争的思想准备，没有定下抗战决心。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一直抱定“两手准备”的总方针。这个方针表面看来似乎是万无一失，十分全面，而实际上却是和战不定，决心动摇。这对于争取全局的主动权，加速抗战准备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