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抑郁症去世的名人不少，每次都引起唏嘘，比如去世多年还年年被悼念的张国荣。似乎人们对这事儿永远也习惯不了，大概多少有点感同身受的意味在其中。
虽然并非每个人都得过抑郁症，但起码每个人都曾经悲伤过，有时也因为悲伤太过沉重而怀疑过自己是否得了抑郁症，甚至曾暗暗动过想要结束生命的念头。所以，一旦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就多少有点物伤其类，担心有一天这样的命运可能落在自己的头上。
打从成年之后，我就越来越喜欢阅读一些悲伤的作品，倒不是长大了就变得更悲伤了，而是因为，长大了就越来越不懂得也越来越不敢表达自己的悲伤了。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是不允许人随便悲伤的，我们把悲伤打上了羞耻的烙印。
如果你已经长大了，却还像个孩子一样，一不高兴就发脾气，大哭大闹，就会被人说是“中二”、矫情、不成熟、不独立、不懂控制情绪，又或是太作、太弱、太“玻璃心”，会说“你是个巨婴”，会说“你在散布负能量”。于是，人们会像躲避瘟疫那样纷纷离你而去。
即便是曾说过爱你、会陪着你、会懂你的人，也未必能忍受你倾诉悲伤、展露残缺。他们欣赏的，是那个自信的你、聪明的你、坚强的你、美丽的你、幽默的你、大气的你，唯独不是真正的你。就像《聊斋》里的王生，爱的只是美人的一张皮，当他看到画皮之下的鬼魅时，也只会吓得惊慌失措，落荒而逃。悲伤，似乎就是那样鬼魅的存在。
于是，在这个看似越来越开放的社会里，在这个似乎能够包容一切价值观的现代社会里，唯一不能被包容的就是悲伤，它已经成为一种绝对的立场不正确、不道德、不光荣。它注定只能是一道隐秘的伤口，哪怕再痛，也得忍住，不能露出痕迹，等到夜晚无人时，再轻轻撕开被血渗透的内衣，咬牙给伤口消毒、换药，静静在心里对它说：“好起来吧，你快点好起来吧。”
于是，悲伤成为所有人公开的秘密，却又是每个人缄口不提的心事，明明悲伤的情歌铺天盖地，悲伤的诗句千古流传，可你环顾身边却找不到一个悲伤的人，大家都在忙着表达“我过得很好，我一点也不悲伤啊”。那么，这些悲伤的歌曲到底是谁在偷偷地听呢？这真是现代社会的咄咄怪事。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为何不如意事总不可与人言呢？为何大家都如此孤独，却从来不能对别人的悲伤多一点点宽容呢？悲伤真的如此不体面吗？古人尚能自由自在地长歌当哭，现代人怎么连这样自然的事都做不出来了呢？这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呢？
因此，悲伤的作品，总是令我觉得格外贴心，似乎在世界上已经找不到一个能够倾心相待的朋友，唯有在文字的媒介中，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人们才能彼此亲近。无论是悲伤的还是电影，或者音乐，总之，都是表达一种普遍性的悲伤，不涉及任何个人的具体的细节，因此也就不存在耻辱和批判。人们就可以在这种普遍的悲伤中寻求一些短暂的共鸣，但对真正的悲伤永远秘而不宣。
现代社会是一个疯狂的社会，是一个把成功与美德捆绑在一起的社会，一切都在颂扬“更高，更好，更强”，人们都簇拥在成功者身边，没有人会去理会那些被时代抛在身后的人。贫穷和失败，曾经可以归咎于命运，如今却只能责怪自己无能。因此，这个时代的人，也更容易感受到存在的焦虑，以及永远不敢停止前进的压力，我们前所未有地渴望得到他人的尊重，而悲伤的情绪却与这一切背道而驰。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曾这样写道：
“在古典社会里，底层的仆人能泰然地接受他们的命运，愉快地生活，并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同时也不失自尊。然而，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有的只是报刊和社会舆论没完没了的鼓噪，让每个生活在底层的人都相信他们总有机会攀上社会金字塔的塔尖，有机会成为实业家、大法官、科学家，甚至总统。这种无限机遇的论调在一开始也许能给人一种盲目的乐观，对那些底层的年轻人尤甚。但在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最优秀的幸运儿才有机会脱颖而出，实现他们的梦想；而多数的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并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他们会转而变得意志消沉，内心极度痛楚，并轻贱自己，一旦他人停止对他们表示尊重，他们就很难对自己继续怀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