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体现出它独特的魅力，成为千百年来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官场上流传“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所倡导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规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而大多数文人以“学而优则仕”为一生奋斗目标，崇尚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中国官僚制度，使一大部分人虽饱读诗书，一进入官场，就尸位素餐，滥用权力，搜刮民脂民膏。只有一小部分文人，他们不满世间污浊，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他们才高天下，视功名如草芥。世人只看到他们的“清高自傲”，觉得他们“清奇古怪”，殊不知，这是他们用来维护自己身为文人的尊严的方式。《醒世恒言》中的《卢太学诗酒傲公侯》向我们勾勒了卢楠这个天生具有傲骨又放诞自任的才子形象，书写了一场在官场体制的腐败与虚伪下发生的悲剧，同时又揭示了官僚与文人在性格与权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性格决定命运，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有许多文人名士因为自身性格的孤傲耿介与社会现实环境发生矛盾冲突而造成了个人命运的悲剧。《卢太学诗酒傲公侯》中的卢楠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卢楠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史料上记载他“博闻强识”，“所有诗赋，为当时称许。著有《蠛蠓集》五卷，传奇《想当然》一卷”，同时也记载了他“曾为县令，因误杀人，入狱”。（《河北历代文化人物录》，123页）冯梦龙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大体是根据史实来塑造的，卢楠负才忤恼县令，县令以杀人罪诬陷他入狱十余年。不管是历史上的卢楠“以傲取祸”，后半生穷困潦倒，最后病酒三日而卒，还是小说中的卢楠历经劫难，最后“随着那赤脚道人而去”，都向我们展示了卢楠这悲惨的一生，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很大程度上是其性格导致的。
首先，他是一个高雅脱俗、清贵耿介的文人公子。小说中写到他宅院的奢华，可谓是“楼台高峻，庭院清幽。山叠岷峨怪石，花栽阆苑奇葩。水阁遥通行坞，风轩斜透松寮。回塘曲槛，层层碧浪漾琉璃；叠嶂层峦，点点苍苔铺翡翠”。因为家资巨富，所以他的日常供奉，拟于王侯。这种家资环境，使他的身上有清贵气质。他喜欢结交天下的文人志士到家中吟诗作对、饮酒赏花，这让他身上又有李白的浪漫主义艺术气息。但可悲的是他空有才学，却总是仕途不济。他深感世人不识才，于是就绝意功名，寄情于山水，放浪形骸，以“浮丘山人”来自我安慰。他答应县令的来访是因为县令“原来这俗物，却会饮酒”，卢楠的“清奇”从一开始就和县令的庸俗琐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为之后的矛盾冲突作了铺垫。
其次，他还是一个轻世傲物、刚直豪爽士人。他有着士人的清高和狷介的品格。当时的县令附庸风雅，主动邀请卢楠进县衙一聚，但高傲的卢楠却绝不肯去，后来县令只好放下架子要去他家拜访。邀约过程中，汪知县三番五次地因事失约，卢楠打心底不屑与官员打交道，只是因为汪县令的盛情邀请，这一度让卢楠觉得此县令有俯下敬慕之心，甚感欣慰。后两人好不容易凑出时间相聚，又因为传话人出差错，一个早早准备恭迎，一个故意拖延晚去，中间这段时间作者刚好让县令穿插办理了一桩糊涂案。卢楠得知县令判错案，大骂县令俗物，于是他大彻大悟，颇为豪爽地拿酒来洗涤俗肠，跣足蓬头，喝得酩酊大醉。正是这一面目让汪县令大怒：“这厮恁般无理！故意哄我上门羞辱。”这原本无可厚非，但两人就此结下了梁子。从一开始卢楠不愿去衙门府上的行为，就表现出了他身为文人的一种高姿态，也正是这种性格，导致他与县官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直至最后至不可调和的地步。